人們對佛教造像的觀念，一般認為越古老越好。這種觀點，其實已偏離了佛教造像審美的標準，因為中國佛教早期造像，大都模仿印度造像，在中唐以后才逐漸有自已的創造風格，出現了較精致美觀的石刻造像，到了唐末宋初才趨于完美與成熟。

　　縱觀我國石窟造像，不管是中原的云崗、龍門石窟，還是西北的新疆克孜爾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積山石窟、寧夏須彌山石窟，大都開鑿于漢末興于魏晉南北朝，延至中唐就開始衰落了。這個時期的作品，為了符合佛教造像儀軌，雕刻藝術手法上既繼承秦漢以來的傳統方法，又借鑒犍陀羅、秣菟羅和笈多式的雕刻，因而這一時期的佛教出現了中西合璧的韻味。

　　我國的佛教造像進入隋唐，是發展極盛的時期，此時造像受我國傳統思想藝術理論影響，融合印度造型藝術，向著現實主義的民族形式向前發展，開始出現了形象逼真、造型優美、豐滿端莊、褒衣薄帶的中國式的佛、菩薩造像。佛教造像日趨世俗化和生活化，富于人間生活氣息，到了唐末宋初更趨于成熟與完美。雕鑿于唐末宋初的石鐘山石窟第四號窟華嚴三圣雕刻就是這一時期的成功之作。第四號石窟的華嚴三圣雕刻體現了南詔、大理國時期西南地區各民族人民高超的雕刻藝術水平與豐富精湛的藝術內涵。使我們得以窺視到古人創作石雕造像時鮮活的形象，讀到形象里承載的美麗，也才得以使我們對那個偉大時代做著自已的猜測和遙想。

　　唐宋兩代的石刻達到了中國石刻藝術的頂峰，足以美化圣潔人靈，能產生感化人群，移風易俗之效果，石鐘山石窟第四號石窟就足以證明了這點。華嚴三圣即釋迦、文殊、普賢。此窟中間所坐的是釋迦牟尼的“法身佛”，梵文稱為“毗盧遮那佛”，佛像肅穆端莊，豐頤秀目，儀表堂堂，眉宇之間帶有白毫，身帶佛光，滿身的智慧，正是當時民間雕刻匠師們所理解的佛的典型。宗教藝術的世俗化，也是宗教藝術的生活化。古代雕刻匠師們在雕鑿佛像中有意無意地留下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和人情世態，使今天的我們能夠在佛和菩薩身上，看到當時社會生活和人物的面貌。四號窟中騎白象的普賢就是鮮明的代表。普賢白象象奴這一組合是劍川石窟當中雕刻極為精美的一件藝術作品，也可以稱得上是晚唐中國石刻中的佼佼者，是中國石刻趨于成熟與完美的代表作。普賢菩薩造型優美，臉龐圓潤清秀，目光平視，凝神沉思，指如玉筍，頭戴豪華寶冠，雙耳戴環，頸戴綴鈴項鏈，手戴玉珠手鐲，滿身珠光寶氣，加上嘴角形象刻畫入微，眉宇之間的造型和表情變化更是惟妙惟肖。柔薄的衣裙、飄垂的飾帶、精美的瓔珞，給人一種秀美的感覺。再看普賢座下的大象，身上披毯，胸掛金鏈，形象逼真，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視前方，而又顯得十分溫順。白象旁邊的象奴體魄矮小健壯，雙手持鉤，氣質粗獷，大嘴圓目，雙耳戴環，和坐上的普賢形成顯明對比，剛柔相濟，使菩薩的理想性格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