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畫
中國佛畫,創始于三國時的曹不興,他見到康僧會所設佛像,便儀范寫之。到東晉時,其弟子衛協,時稱畫圣,畫有七佛圖。衛協的弟子顧愷之,在瓦官寺壁畫維摩像,時人捐十萬錢爭取一觀。劉宋時有陸探微,梁時有張僧繇。舊時畫法多系平面而無陰陽明暗之分,僧繇創為沒骨皴法,不先以筆墨鉤研而以色渲染。齊時著名佛畫家有曹仲達,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遲乙僧等。到開元中吳道子集諸家之大成,為古代佛畫第一人,其弟子以盧楞伽為最。中唐德宗時周昉創作水月觀音之體。五代時貫休以畫羅漢知名。其他如王資翰等亦為名家。五代以前繪畫佛教圖畫,都能莊嚴妙好,從形容儀范中體現佛菩薩清凈端嚴,慈悲靜穆的道德品質。宋代以后文人畫興,于是佛教畫分為兩種流派。其一繼承隋唐規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馬和之,明丁云鵬、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觀鵬等;其一則不拘繩墨,以古樸奇譎為高,如宋梁楷,明陳洪綬,清金農、羅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詭譎形態是畫佛菩薩像所不應取法的。
---版刻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后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到了八世紀前后,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書可以一次印成,比過去手寫時代,向前踏進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們很旱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為宣傳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版畫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刻本佛經,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國人斯坦因竊去,真令人切齒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經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時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于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教經典,這為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公元971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余卷,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后來杭州刻的小字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宋時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陽刻本)也頗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是四個文化區,刻印了大量書籍,行銷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陽刻成的。其他地區也有一些書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經和其他書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國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龍藏以及其他私家刻書,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所用的紙張,如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也不斷增加。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了。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教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刻本書的扉頁畫從宗教書籍發展到一般書籍。明代各地書肆刻印了大量佛經,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絢麗奪目。
刻版印刷是中國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著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價值的佛經和圖書,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理應妥善保存。對于圖書和佛經,首先應當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資刊刻的;第二是確認裝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篋式、書冊式。從這兩方面審查其文物價值。具有文物價值應當保存的,便要確定每版的高度、寬度、每行字數,查明函數、冊數、卷數、頁數,注明完整或殘缺情形。即使殘缺不全,并不減損其文物價值。這是應當注意的。
---大藏經
大藏經是匯集佛教一切經典成為一部全書的總稱。古時也叫作「一切經」,又略稱「藏經」。其內容主要是由經、律、論三部分組成,又稱為「三藏經」,分別稱為經藏、律藏和論藏。經是佛為指導弟子修行所說的理論;律是佛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應遵守的規則;論是佛弟子們為闡明經的理論的著述。「藏」有容納收藏的意義。
佛教三藏的分類,起源很早。相傳佛滅不久,他的弟子們為了永久保存佛所說的教法,開始進行了遺教的結集,即通過會議的方式,把佛說的話加以統一固定下來。佛教的經藏是經過幾次結集(編纂)會議才形成的。
在佛教傳世二千五百年間,經典的流傳大體上經過了背誦、書寫、印刷三個時代。印度民族是慣于記憶的。他們最初結集三藏時,只是通過問答的形式,把佛所說的教法編成簡短的語句,以便佛弟子們能夠共同背誦而已。其后才有書寫流傳的作法。
我國現存漢譯大藏經,是自后漢(公元一世紀)以來,直接和間接從印度和西域各國輸入的寫在貝葉(貝多羅樹葉)上的各種佛經原典翻譯過來的。自漢至隋唐,都靠寫本流傳。到了晚唐(九世紀時)才有佛經的刻本。現存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的《金剛經》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麗版畫的印刷佛經。
由于佛經的翻譯越來越多,晉宋以后就產生了許多經錄,記載歷代佛經譯本的卷數、譯者、重譯和異譯等。在現存許多經錄之中,以唐代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最為精詳。該書著錄當時已經流傳的佛經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梁周嗣興撰的《千字文》編號,每字一函(又稱一帙),每函約收佛經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歷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漢文大藏經的規模基本定型。
大藏經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是佛教及有關文化的一部大叢書。在大藏經里面,保存著現在印度久已失傳的許多佛教經典,也包括了中國學者對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創造性的闡釋。大藏經不僅是佛教徒研究佛學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學者研究古代東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資料。
此外,在西藏地區,自唐宋以來,由梵文和漢文譯成藏文的經典,也經過整理匯編成為西藏文大藏經。其中佛說的經律稱為「甘珠爾」;佛弟子及祖師的著作稱為「丹珠爾」。自元以至近代分別在西藏的拉薩、日喀則、奈塘,甘肅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過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經的內容約十分之八是漢文藏經中所沒有的,特別是密教部分。清代還將西藏文佛典譯為蒙文、滿文,刻成蒙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這種藏經流傳稀少,甚為名貴。
在云南傣族地區流傳著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經是用巴利文寫的小乘三藏。一般還是用書寫的方式流傳,國內還沒有刻印過巴利文大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