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臺上現出釋迦牟尼佛向弟子說法的背景圖,圖前方桌上端坐著一尊佛陀雕塑,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國際佛光總會開山宗長星云法師、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等3位長老,在侍者的扶持下,步上舞臺,禮佛拈香祈福,拉開了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的開幕式。
6位“荷花仙子”簇擁著金色的蓮花道具,從一側飄然移步至舞臺中央,3位長老和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等3位嘉賓,將手中凈瓶內的“甘露”———取自印度、尼泊爾、日本、韓國、美洲、非洲等江河湖海的清水,澆注在蓮花中,花蕊剎那間盛開了。“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主持人說,“盛開的蓮花將給世界帶來智慧、慈悲、吉祥與和諧。”
“和諧世界,眾緣和合”,這是3月28日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主題。和2006年在浙江舉辦的首屆論壇不同的是,此屆開幕式在無錫召開,閉幕式卻選擇在對岸的臺北召開,是首次以民間形式跨兩岸共同舉辦的大型國際性宗教多邊論壇。論壇云集了來自世界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1700多位高僧大德、學者、政要和社會各界人士,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出席開幕式并發言。
來自臺灣的星云法師說,“在這歷史的一刻,不僅是兩岸佛教的盛事,也將為未來世界和平起了一個指標作用,因此意義至為重大。”他的弟子———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則在4月1日于臺北召開的閉幕式上稱,在臺灣,每當天災危難發生時,宗教界扮演重要角色,總是率先抵達災難現場,慰問災民,包括慈濟、佛光山、中臺禪寺、法鼓山、靈鷲山等等教團,都幫助了政府不足之處。他們正努力推動,使佛法配合時代,納入日常生活與言行中。
兩岸佛教互動日益密切,臺灣佛教的現狀為大陸提供了正面的參照。世界佛教論壇的召開,即被視為一個積極的信號,昭示了中國在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上更為開放的姿態。論壇召開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無錫會見佛教代表時說,中國是個多宗教的國家。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維護人民利益、尊重和保護人權的重要體現。
星云法師還記得在解放軍渡江戰役之前的景象,那是1947年,21歲的他離開就讀的江蘇鎮江焦山佛學院,出任無錫宜興大覺寺當家師,兼白塔小學校長。“正值國共相抗,轉為激烈,雙方每天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了10天以后,在往赴刑場的途中……逃過死亡”。
玄奘法師頂骨的爭奪
在兩岸對峙的情境下,佛教界也不得不介入到一些政治爭端中去。
星云法師就讀的焦山佛學院,在1948年也因時局不安而停辦。佛學院的教務主任茗山法師,在1948年春還曾前往無錫三圣閣,詢問法友是否要逃往香港。1949年春,星云法師等人隨著“僧侶救護隊”渡海到了臺灣,而茗山卻留了下來。
1949年4月23日,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解放日,也是無錫的解放日。成立于1912年的中國佛教會,下設之無錫市佛教支會,在解放軍到來前夕宣告解散。5個月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分隔兩岸的中國佛教也從此開始在不同政權意識形態下,因緣和合成不同的發展路徑。
赴臺的僧人大抵都經歷了一段風雨飄搖的歲月,1949年6月,因風傳大陸密遣500名僧侶來臺從事滲透顛覆工作,包括星云法師在內的20余名外省籍僧眾遭到逮捕,后在佛教人士李子寬(“國大代表”)、孫張清揚(孫立人將軍夫人)等人斡旋下獲得保釋。這起事件促使臺灣佛教界開始組建“中國佛教會駐臺辦事處”,并于1952年將這一臨時性組織進一步“恢復”為“中國佛教會”,星云法師亦當選為該會的常務理事。
較臺灣“中國佛教會”復會稍晚,虛云法師等人亦在中國大陸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據1952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公布的《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我們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以團結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運動,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與各地佛教徒聯系協進弘法利生事業。”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政治目標被放在了宗教關懷的前面。半年后,中國佛教協會正式在北京廣濟寺成立。
在兩岸對峙的情境下,佛教界也不得不介入到一些政治爭端中去。北京廣濟寺與廣州六榕寺等大陸5處供奉有唐朝玄奘和尚的大部分頂骨,另有小部分在“二戰”期間被劫運到了日本,存于日本琦玉縣慈云寺內。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兩年后,大陸方面即獲知存在日本的玄奘法師頂骨擬運至臺灣的消息。時任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的趙樸初在1955年11月5日給日本佛教界人士的函電中說,“希望先生等以日本佛教界領袖的地位對于此事加以澄清。如果確有其事,這定是某一方面企圖破壞中日兩國佛教徒友好關系的陰謀。我們相信,努力增進中日兩國佛教徒友好合作的日本佛教界的各位先生將會制止這個陰謀的實現。”
但日本佛教會在5日后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上,仍然決定要在11月25日把存于日本的玄奘法師頂骨送往臺灣。趙樸初在11月19日與22日又先后致電表示抗議,但無濟于事。新華社當年還特發電訊描述此結果:“中國佛教先哲玄奘法師頂骨的一部分,在25日被蔣賊分子由東京劫往臺灣。”
臺灣當局亦試圖利用宗教,增加政權的合法性。在1952年秋季,“中國佛教會”就推派代表前往日本參加“第二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議”,客觀上為臺灣的“外交”加了分。蔣介石曾在會議結束后接見出席會議的代表。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此后也在官邸邀請佛界高僧會談,要他們向臺灣同胞宣揚佛法,欲使民眾大力支持當局。僧侶和佛教的社會地位,因被視為輔政力量而得到提高,在接下來數十年的發展中并未遭受太大挫敗。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佛教團體
搞生產、學政治,是全國佛教界普遍面臨的命運。
解放前,無錫市的佛教事業甚為發達。據現任無錫市佛教協會會長無相法師介紹,新中國成立前的1946年7月,僅無錫縣登記的寺廟蓮社就有470所,宜興縣有394所,江陰縣300余所,3縣的范圍正是目前無錫市的轄區,那時加起來共有1000余個佛教場所。
新中國成立后,無錫縣分為無錫縣、無錫市兩部分。寺產開始被相關部門和群眾占據,以無錫市為例,據1953年無錫市委統戰部《關于佛教道教大體情況的調查報告》:“解放以來,本市寺廟被毀的沒有,給部隊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6人,僧20多人,有3座寺廟尚保留一部分菩薩,一座全被敲光。學校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4人,僧十多人(有兩座是早已沒有僧尼了),菩薩全部被敲光的3座,另一座內,尚保留一個宋朝塑的佛像(威震羅漢)。鄉政府保健所、水上檢查站、消防大隊等機關使用的有4座……在土改中,分配給群眾的有10座。”
但政府并未把佛教團體取締,而是依照社會團體登記條例予以登記。在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成立之前,1951年春季,無錫佛教界還獲共產黨及政府支持,組織了無錫市佛教協會籌備委員會,領導全市佛教徒參加社會各項政治運動。
搞生產、學政治,是全國佛教界普遍面臨的命運。
生于1963年的現任無錫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陶建豐,兒時的記憶中,還有祖母堅持做佛教早晚課,背誦《金剛經》、《地藏經》和《阿彌陀經》的影像。他的祖母一直吃素,在“文革”時亦不例外,她有一個象牙雕制的觀世音菩薩像,藏在老房子門閂的中間,手中亦時或拿著一串金黃色稻草編制的方形念珠。
寺產回歸之難
直到1985年,因園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遷讓,致使無錫開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頓。
陶建豐的祖父陶頌銘,是無錫佛教界的先驅,在1919年率先發起成立無錫佛學研究會,后又捐基地1畝建樓將研究會改組為無錫縣佛學會,即現在的無錫市佛教協會和無錫市佛教居士林的所在地。因陶頌銘1945年即已過世,而陶建豐又出生在“文革”前夕,故直到1984年前后才正式皈依佛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逐步落實宗教政策。1979年,茗山法師復出,擔任鎮江佛教協會會長,鎮江焦山寺住持;1981年任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1979年10月無錫市佛教協會也開始恢復工作,長期被禁錮的信仰也有了公開的表達。無錫市民族宗教處認識到,對宗教界人士,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是爭取團結他們的重要環節。而歸還在“文革”期間被霸占的寺產,使之成為佛教活動公開場所,顯得尤為重要。
無錫市首先歸還并開展佛事活動的寺院是廣福寺。“雖經‘文革’但信念沒變,那時大家看上去都很興奮,感覺陰霾終于要過去了,就好像餓了很久的人現在終于有吃的了。”當時還在讀高中的陶建豐,經常去廣福寺參加念佛活動。小小的寺院內擠了60多個人,年齡最高的80余歲,更多的人在60歲上下。
無錫市民族宗教處在1983年5月向市政府遞交的報告中說,廣福寺原是楊翰西的家庵,地方小,只能容納20多人活動,離城又遠,信佛教的群眾多數是老年人,乘車擁擠,往返不便,已幾次發生擠傷跌傷事故。因此出現部分信教群眾到離城較近的惠山三茅峰、白云洞、石浪庵、青山寺等不開放的廟里去燒香拜佛,甚至有的在私人家里聚會活動,難以管理。因此建議開放離城較近且面積很大的開原寺。
但開原寺的產權歸屬,仍是一個問題。鑒于“文革”期間占用該寺的園林局不肯歸還,民族宗教處與園林部門協商達8次之多,園林局以“開原寺是榮家家廟,榮家已獻給市里了”、“開原寺的房地產在土改時已改革掉了”、“梅園擴大時已辦理征用了”等理由拒絕交付,但又拿不出任何證據。無錫市佛教協會為此準備向法院起訴。
民族宗教處特地進行調查并確認其產權屬于宗教團體。但園林局又提出,可以將念佛堂、藏經樓讓出來,但要佛教協會補償搬遷費14萬元,大殿已動工修理,發生的費用約7萬元,也要佛教協會承擔。民宗處在給市政府的另一份報告中說,“佛教(協會)對園林這樣提問題很反感,認為,園林長期占用開原寺,只用不維修,又未付一分租金,房屋用得破舊不堪,而且一大半房屋被拆掉,現在修復開放困難很大,需要花相當一筆資金才能修復。因此,佛教提出,園林從占用開原寺之日起要計算房租,約十多萬元,拆掉32間房屋要作價償還,約十多萬元。我們認為,園林長期占用了開原寺,大部分房屋被拆除,留下3個殿的房屋也用得破爛不堪,還提出要佛教出搬遷費和大殿維修費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意見:經濟上互不算賬。園林不應向佛教伸手要錢,佛教也不必向園林算賬。如果這個意見可行的話,先在黨內統一思想,這樣處理,實際上佛教是吃虧的。但意見統一后,佛協的思想工作我們去做。”
但直到1985年,因園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遷讓,致使開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頓,無錫市佛教協會會長隆賢,還不得不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市政府出面解決。從開原寺的例子可以看出佛協討要寺產的難度。至于“文革”前就被占用的寺產的歸還,就更是難以落實。
不過,無錫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朱寶奎說,相較于其他地方,無錫乃至整個長三角地區對宗教政策的落實,在全國差不多是最早、最好的,得益于解放前的根基,佛事活動恢復得也很快。
陶建豐說,1981年無錫市佛教協會召開第三屆代表會議,有人希望他能參加,他因為小時對“文革”批判宗教的記憶尚存,因而頗猶豫,最終沒有參加。但在1986年的無錫佛協第四屆代表會議上,他出任了市佛協的理事,此時,他已沒有任何顧慮,時代給予佛教的空間畢竟已和從前有了不同。
60年的興衰輪回
2008年末,無錫地區已有佛教活動場所156處,而信佛人數在2004年超過全市總人口的8%.
對于佛經、佛像的需求,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急速擴大。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鄭頌英老居士“私印佛經、佛像事件”,因款項來自海外,故在無錫、上海等地引起宗教部門強烈關注。
1982年3月,無錫市民族宗教事務處發現,該市外貿印刷廠印制了10萬份佛像,而事先宗教處并不知情。得悉印佛像的委托來自上海居士鄭頌英后,無錫市宗教處特去函上海市宗教局,聲請協助調查。上海市佛教協會與鄭頌英談后得悉,鄭頌英是受新加坡比丘尼宏愿法師弟子委托,將他們的30多萬港元用來印制《法華經》、《地藏經》和佛像,鄭并以私人名義委托無錫道友代為寄發全國佛教徒。而印制經像并未向佛協或宗教局申報,也未曾向出版管理部門辦理出版手續。上海市宗教局表示將對其進行教育。
而鄭頌英在自己寫的情況說明中,強調海外佛教界捐款的愿望和國內教徒的渴望。無錫市民族宗教處請示了江蘇省宗教局后,認為在由省級佛協出面接受,并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后方可印發。
在此之前,美國佛學研究會會長、紐約市光明禪寺方丈美籍華人壽冶和尚,曾在福建印刷佛教《二時課誦》1000本,并寄給無錫市居士700本,還收了十多名皈依弟子,散發佛像紀念章500個。無錫市宗教處也通過佛協組織對此做了處理。在1982年的民族宗教工作總結中,無錫市民宗處表示,“國外對宗教的滲透,會影響宗教生活的正常化。”但他們也認為,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宣傳教育不夠,有些干部中對宗教工作“左”的思想還未肅清。
而在臺灣,“中國佛教會”的影響力在20世紀80年代已漸式微,佛教界漸次發展出“四大名山”:星云法師的佛光山、證嚴法師的慈濟,圣嚴法師的法鼓山和惟覺法師的中臺禪寺。1989年4月,星云法師曾到焦山訪問,與茗山法師共敘師生情。星云法師還去了自己出家的祖庭———無錫宜興縣白塔山大覺寺,因該寺“文革”期間被毀,他興起易址重建大覺寺的想法。此事已報上江蘇省委,但后來因故擱淺。
此后,因臺灣佛教界諸長老大多支持兩岸統一,進一步促進了交流的頻率。雖仍不許海外宗教團體登陸傳教,但來自海峽對岸的佛教書籍、講經光碟與日俱增,占據了大陸佛教出版物的半壁江山。而星云法師出資興建的宜興大覺寺,其工程也在2006年啟動。去年5月,國民黨主席吳伯雄還率團赴大覺寺,參加由星云法師主持的為災區眾生祈福儀式。
1995年10月,重修中的無錫祥符禪寺的大雄寶殿落成,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茗山法師升座方丈。該寺已于1996年全部整修完工,高88米的標志性靈山大佛,也于1997年金身顯現。這里,如今就是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的召開地。
無錫市佛教協會副會長陶建豐說,1992年無錫還只有8個寺廟作為宗教活動場所,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信教人數劇增,新建的佛事場所也日益多了起來。據無錫市宗教局提供的數據,2008年末,無錫地區已有佛教活動場所156處,而信佛人數在2004年即達到25萬人,超過全市總人口的8%.不過,信徒素質整體上仍有待提高。無錫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朱寶奎表示,他們早就有在當地成立佛教學院的計劃,現在缺的不是資金而是師資,因精通佛理且有弘化志愿的法師并不多,“整整斷了兩代,接不上了,80多歲之下就是40多歲的”,而這微薄的師資力量幾乎都被其他佛學院校所聘用。
相較大陸而言,臺灣佛教更有人才輩出之勢,其“人間佛教”踐行,也獲得社會極大認可。兩岸佛教界的文化及宗教交流正與日俱增。和20世紀50年代形成對比的是,1998年9月,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會見了臺灣玄奘頂骨舍利迎請團的主要成員,他們將把存留在大陸的部分玄奘頂骨迎請到臺灣玄奘大學安奉。
近年來,大陸佛教界參與慈善活動及人間化努力,亦有成效。無相法師現任住持的祥符禪寺在2005年即被民政部授予“人間慈善獎”。新中國成立前佛教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新中國成立后曾受到很大壓抑,尤其在“文革”期間,宗教政策出現很大偏離,一度使公開的佛教活動在大陸絕跡,而今民間佛教香火鼎盛、熱心公益,已現復興跡象。新中國成立60年來,無錫、江蘇乃至大陸的佛教命運,與整個時代的脈搏同步,歷盡劫波,漸歸本色,見證了一個古老的興衰輪回。
4月1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閉幕會上公布的宣言稱,我們應該擴大佛教的傳播內容,重視佛教的生活性,推展人間佛教。要讓佛教的慈悲精神,散布到世界各個角落……(稿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