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個名叫張騫的人開拓了連接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世界各地的文化開始像地球上飄移的大陸板塊一樣流動遷徒。絲綢之路上并不是只有柔軟的絲綢和堅硬的戰爭，還有更加誘人的東西，那就是思想。
來自“西天”的佛教就是沿著這條路向中國人走來。氣定神閑、義無反顧。
佛教進入中國，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更為宏觀的文化思維，使華夏民族可以接納或容忍與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聲音。中華文化的包容力表現在對佛教的接納和改造上，而佛教也給中華文化注入新的包容精神。從宏觀的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文化，就會發現，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失去了這個重要角色，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將會有重大的缺失。我認為，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的相互包容構成了中華文化的過去與現在，也影響著雙方共同的未來。這種關系不免讓人想到元代的一首詞：“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一、佛教與中華文化的相互包容
中國的歷史經歷了兩次重大的外國文化的輸入：一次是公元紀年的前后，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再一個就是16世紀西方文明的傳入。這兩個外來文化的傳入，對于中國來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1、佛教和平的東行漫記
對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一些爭議，人們習慣把這個時間定位于公元67年，因為那一年發生了《白馬馱經》的故事，兩位印度的高僧把《四十二章佛經》用白馬馱到洛陽，漢明帝命令在洛陽城的西面按照天竺的式樣，造一座佛寺，把送經的白馬供養在那兒，這座寺就叫白馬寺。
佛教能夠傳入中國，有三個歷史原因：一是陸地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為佛教東傳創造了條件；二是連年戰亂的政治現實提供了百姓的心靈渴求；三是佛教縝密的哲學思辯、宗教幻想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性格和水平的相互適應。
我們注意到，兩位印度高僧雖然千辛萬苦跋涉而來，卻沒有受到任何組織或政府的阻撓，雖然當時的帝王并不懂得佛理，百姓也不太關心靈魂的問題，但是它確實是堂而皇之地向我們走來了。不畏艱辛、拈花微笑，這就是佛教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和平傳播。
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是世界公民。佛教是最具和平精神的宗教。佛教和平傳播的原因在于八種特性：兼容性、理智性、可行性、效益性、和平性、慈悲性、忍辱性、普遍性。佛教徒強調沒有遠近、敵我、叛教者或不可觸者之分，從而使和平傳播成為可能。
盡管沒有受到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抗拒，但是佛教傳入中國后，還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各個階層、各種文化以自身思想的力量試圖對佛教施加影響，特別是儒家、法家等中國主流學派曾一度對佛教采取了漠視、抗拒和激辯的態度。這是一種來自中國文化的智慧的挑戰。然而，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佛教這個有生命力、有遠見的文化在和平傳播的旅途上，沒有拒絕，沒有固執，更沒有猶豫，而是主動迎合中華文化，認為這種文化能夠豐滿自己的羽翼，開啟更多的哲思，壯大自己的隊伍。于是，他們主動改變自己，甚至不惜依附于中華文化。
這種依附不是同化或喪失自身的特質。
佛教是自信的，它敢于走一條看似充滿危險，實則充滿機遇的路。那就是矛盾、沖突、融合、發展之路。
佛教包容的根本思想，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無緣同慈，同體大悲。
慈悲心是佛教包容的源頭，正如華嚴經所說，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與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世俗價值觀的和平共處，既相同又不同，甚至更為深刻和根本。
這是它敢于“依附”其它文化，愿意包容其它文化的關鍵之點。
因為一心向善，和平傳播，佛教的東行漫記，發生了世界文化傳播史上耐人尋味的現象：沒有遇到大的抵抗，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在看似不經意處調整自己，從而成功地融入中國文化，深刻影響中國文化。如唐玄奘從印度帶回的大乘佛教中的因明學，就使中國邏輯學發生了高深的變化。所以有人說，佛陀微笑著走進了中土，它大度地改變自己，也深刻影響了對方。
那么作為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化人以及中國的社會，究竟對佛教采取了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
2、展開雙臂擁抱你
中國的文化對佛教也給予了同樣的包容。這一點，從觀世音菩薩形象本身的變化，就可以領略。佛教進入中國的時候，觀世音菩薩是一個印度人的模樣，然后是一個西域人的模樣，從有胡子的形象變成沒有胡子的形象，從男性形象轉變成一個女身，最終變成了一個非常恬靜的中國的女神——觀音女神。
從觀音造像的變化，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如何包容了佛教。
還有老子化胡的故事。道師王浮的《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到印度投胎，變成了釋迦牟尼，然后到中國來傳教。那么緊接著，佛家也編了一個故事說，釋迦牟尼讓自己的三個弟子下凡，變成了孔丘、顏回和李聃。你說你是投胎變成了我，我呢，卻讓三個人下凡，變成你們的三個老祖宗。道家與佛家的這樣的一種爭執，實際上是中華文化在包容佛教過程中間的插曲。它反映了漢地佛教早期傳播方式上的某些特點，既是佛道文化相撞擊的產物，又同時對佛道兩教的發展形成影響。
當然，也有激烈的事情發生，沙門應否向帝王跪拜的爭論，就是佛家與封建皇權和儒家綱常的嚴重矛盾。還有身滅與身不滅、因果報應等爭執，也是非常激烈的。最嚴重的現象當屬歷史上的一些“滅佛”事件。我在佛光山與星云大師討論包容話題的時候，我談到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他補充說：“還有太平天國。”
不過，這些事件在整個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中是支流和插曲。如今佛教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中華文化對佛教的包容。在佛教和中國文化長期的交流中，達成了一種默契，這種默契使得它們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相互接近。
由于中國文化自己的強大生命力，使中華文化和佛教文化都把中國當成了自己的故鄉，在這里綿延生存數千年。而在佛教真正的故鄉印度，佛教反而日漸式微。
通過中華文化對佛教的接納和包容，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本身是極具包容性，極具親和力的。
3.儒釋道鼎力崛起的文化架構
佛教的迅速崛起，使它與儒家、道家之間，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呈現出三足鼎立的狀態。儒家的人文關懷與價值信念，道家的理想人格與超越精神，佛家的菩提智慧與人生解脫、精神自由，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
衡陽的南岳大廟，有一個讓人感動的場面，在這里道家和佛教是共處一室，共同朝拜。在巴蜀大足等地，也有儒釋道共處一室的感人情景，盡管在儒釋道共處一室的畫面中間，釋迦牟尼的像稍微大了一點，或者說他的位置在中間。儒釋道各自的寺廟、石像從原來的在一個縣，變成在一個山，又從一個山進到了一個寺，一個洞穴中間。這樣的一個演變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文化中的包容，有佛教的包容；佛教的思想中，又有道家的空靈想象和儒學的哲學追求。
由于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吸收與自我改良，佛教最終與儒、道一起并立為中華文化的三大支柱，影響深遠。
二、佛教文化的包容性
1.人本思想的價值觀
華嚴經是佛教圓融精神的一個經典，它特別強調包容必均。所以關于佛教文化的包容性，我們可以從人本思想的角度進行一番觀察。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本的。比如說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神本的。現在盛行于世界的是一神教的宗教價值觀，是一種敬畏的心態。這種敬畏的心態，使得眾生把一神作為唯一的宗主，唯命是從。而對其他的宗教卻明顯排斥，也就是說，一神教有強烈的排他性。從十字軍東征開始，這種傾向已經非常明顯了。伊拉克戰爭本身，也有相當程度的宗教背景，這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與之不同的是，佛教是人本的，不是神本的，它否定有主宰神的存在。這種人本的思想，是佛教的精髓。它把人類的行為準則，變成了自己宗教的行為準則。比如說太虛大師，就是一個徹底的平等主義者，一切眾生都要有佛性，是平等的，禁止任何犧牲眾生利益來獲取個人利益的行為。這樣，就從根本上避免了神本位宗教之間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佛教不存在任何侵略性，這是它的人本主義價值觀所決定的。
2.教人向善的道德觀
佛教教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因果原理。
中國的儒家文化是以重義輕利為特征的，但是佛教不排斥利益的存在，前提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它認為個體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是一體化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互利互惠是佛家教人向善道德觀的前提，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和諧共生。”這一思想，是對儒家思想的補充。佛教對向善的道德觀提供的重要補充還有三世因果和輪回觀念，即人的靈魂有無的問題，人所造的善業惡業隨著輪回顯現。
當代社會，人類原有的價值體系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許多需要我們思考的現象。比如說美國在南北戰爭中，雙方陣亡六十萬人，但是現代美國人在紀念南北戰爭的時候，是南北雙方共同悼念死難者，南北雙方的人，都會向對方的墓碑獻花。2007年4月16日上午，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最為慘重的槍擊事件。造成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內的33人死亡，另有17人受傷。 兇手是該校23歲的韓國籍學生趙承輝。目擊者說，趙承輝的手法很“殘忍”。美國一些媒體在報道這起慘案時用了“大屠殺”一詞。但是，美國人在祭奠死者的時候，一共擺出了33塊石頭，就是說，也為趙承輝留了一席之地。校園里的孩子們，也向代表趙承輝的石頭獻了花，留了言。他們表示，因為平時我們沒能幫助你，所以你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是在中國，情況就有些不同了，比如說云南大學的學生馬家爵殺人，被緝拿歸案后，處以死刑。但是他的骨灰卻沒有人認領，包括他的父母和親人都不愿意領。我們可以深思一下，這種做法，是不是值得商榷？
3.無欲而剛的世界觀
反求諸己，語出《孟子》。本是漢人老祖宗留下的精神，但在中華文化與佛教的融合中，佛教通過“拿來主義”，把它變成了自我修煉重要方法。反求諸己，就是修煉自己還在發育的內心，不斷發現成長中的問題，調整步伐；不斷地瓦解不安定因子，積蓄高飛的能量。所以，自我反思是一個大氣的指標。鳳凰衛視的一期《口述歷史》節目，采訪過張聞天先生的秘書何方。何方說，在1957年廬山會議之后，有人動員他去揭發張聞天，出自于對組織的忠誠，他違心地揭發了張聞天。這種揭發的后果是對張聞天問題的定性產生了嚴重的影響。若干年以后，張聞天已經過世，何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情，是向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懺悔。他痛哭流涕，劉英大姐卻很平靜，她說，你也不容易，也吃了很多苦，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誤。劉英和何方的言論、態度都非常感人。
這種懺悔和原諒就是一種修煉。他們不是單純地控訴“文革”，而是在自我反省，非常有力度。我跟員工們講：“要做能夠自我反思的人。”
有人批評我們的歷史情結，說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不自揭瘡疤，至少現在不揭瘡疤。我說，我們如果不能正確面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就不能面對現實，我們不希望那些悲劇重演。
布袋和尚當年有一首詩說：“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是水中天，六根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我跟星云大師對話的時候，也特別強調一個例子，用照相機的時候，你越往前站，取景的范圍就越小，如果后退半步，取景的范圍就會放大，再退半步，放得更大。這種倒退和擴大的關系，實際上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
佛說，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當我們偏執于某個念頭的時候，事情一定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而所謂的“無念”，也就是孔子所講的“思無邪”。能夠“思無邪”，才能“住煩惱而不亂”，才能夠無欲而剛，才能夠真正獲得別人的尊敬。
三、包容佛教
1.新時期弘揚佛教的迫切性
佛教發展到今天，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對待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印度的佛教雖然衰敗了，但是印度前總理尼赫魯當年卻說：“我們從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與政治家那里，所繼承下來的‘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的非暴力、寬容、共存的哲學，是解決我們現時代各種問題的唯一可行的方法。”1954年6月，尼赫魯與周恩來簽訂了中印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聯合聲明中，尼赫魯就借用了佛教術語“潘查希拉”(Panchasila，即“五戒”)一詞來表述這“五項原則”，他說：“印度是佛教的祖國，向世界宣揚佛陀的和平主義，是我們每個佛子都應有的責任。”在新的時期，弘揚佛教的需求依然十分迫切。因為我們在強調普世價值的時候，會發現佛教思想之中充滿了真誠、友愛、善良、寬容、民主、多元、和平，自由的價值觀。正因為它遵循這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標準，因而我們有必要研究佛教復興問題。
A 緩解信仰危機
信仰危機問題，是一種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是經濟在迅速發展時，產生的一種文化上的滯后，信仰上的滯后。信仰危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所有經濟迅速發展的國家和全球化境況中一個普遍的現象。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人的信仰是一個正比關系，經濟越發展，人的生活水平越高，人對于信仰的需求越迫切。
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宗教在現實社會中所占的份額仍然相當巨大。根據2000年一個權威的統計，世界總人口60.55億，其中信仰宗教的人是51.37億，占總人口的84.8%。國家宗教局對中國大陸的情況也進行過一個統計，在中國大陸，有一萬三千多所廟宇，其中藏傳佛教寺院有三千座，巴利語系寺院有一千六百座。也是相當驚人的一個數字。
梁啟超先生說過：“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獨善，是住世而非厭世，是無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是自力而非他力。”
關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我想舉一個例子。蔣介石撤到臺灣去的時候，他注意到當時人們的心理壓力特別大，臺灣當地人和撤退來臺的大陸人信仰危機非常嚴重，這種信仰危機帶來的是人心惶惶的感覺，讓臺灣人度日如年。雖然蔣介石本人是基督徒，但是他卻在臺灣大興佛教。臺灣佛教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信仰的危機，緩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臺灣現在有四千座佛教廟宇，五百多萬的信眾，占到臺灣人口的四分之一。臺灣佛教的學術高度和臺灣佛教對世界影響，以及臺灣佛教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在世界宗教史上都是讓人刮目相看的。時至今日，臺灣佛教又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通道。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面墻的話，我覺得佛教就是這面墻上的一道門，一扇窗，門窗打開，可以聯絡外界，可以溝通四方，可以疏通空氣，可以看到新的景色。
B 拒絕異端邪教
在信仰危機的境況下，異端邪教科會產生，不去弘揚正宗的佛教儀軌和佛學智慧，異端邪說就會盛行于一時。有些現象令人感覺到奇怪，有的人自己標榜自己就是佛祖，是佛祖轉世等等，這種違背佛教教理和比喻是非常可笑的。
C 教化道德人心
用佛教來解決現代社會中間的矛盾，是一個有意思的辦法。比如說我們講人格，不管是你是什么黨、什么派，人格是起碼的道德標準的范疇。亞洲周刊有一篇文章講道：現代人信念的坍塌，招致了人格的淪喪。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身為領導干部，卻枉殺無辜，把自己的情婦炸死在大街上，說明他的人格底線已經完全崩潰。這篇文章說，腐敗和亂權，把人變成了野獸，把社會變成了角斗場。我覺得，在如何做人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首先回歸到起碼的人格標準上。從佛教的角度來講，人格是非常重要的；從教化道德人心的角度看，弘揚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D 維系安定和諧
一部中國的佛教史，就是一部佛教與中華文化和國家命運共存共融的歷史。佛教的興衰與國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太平盛世的時候，佛教就興盛，反之就江河日下。大唐時代，佛教的發展就非常迅猛，曾經出現過唐太宗李世民率臣民萬眾，誦讀《金剛經》這樣一種壯觀的情景。清朝鼎盛的時候，佛教也相當盛行。歷史上，佛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行為流傳至今，如唐代十三棍僧護駕李世民的故事。我去少林寺的時候，釋永信法師帶我去看了記載著這個故事的、李世民親贈的石碑。抗日戰爭中，太虛大師為了救國，奔走于世界各地化緣求助、呼吁抗日。1953年5月，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第一次大會，其章程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簽發的。他在這個章程中，親筆加上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的字樣。改革開放后，在1980年在召開的中國佛協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重新提出消除文革的后果，弘揚佛教優良傳統，從而使國家進一步走向繁榮和安定。
由此可見，在維系安定和諧的問題上，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效。
E 綿延傳統文化
佛教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綿延傳統文化。不論是太平盛世，還是危難時期，佛教都有凝聚人心，愛國愛家、共渡時艱的功效。50年代，中國共產黨認為，佛教有群眾性、民族性、長期性，國際性和復雜性，現在，很多人在解讀這“五性”的時候，認為還應該有另外的“五性”，這就是：包容性、文化性、人間性、生活性和慈悲性。這新的“五性”，也是傳統文化的內容。長期以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佛教在大陸有衰落的趨勢，五四以來知識界對傳統文化的強烈反叛，使佛道被認為是迷信更加以限制和批判。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學熱的出現，已經有人在反思：千年來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對中國知識精英階層影響最深的文化是什么？恐怕除了孔孟之道，還有佛教，尤其是禪宗。所以，對佛教的包容和弘揚，是復興傳統文化的重大課題。
2.積極正確的弘揚佛教
為什么說要積極正確的弘揚佛教？因為現在確實有些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是不要勞民傷財，刮奢華風。現在蓋大佛之風，在內地非常盛行，一個佛比一個佛蓋得高。我覺得，在特別需要提倡環保、節能的中國，究竟需不需要到處蓋大佛，應該認真論證，嚴格審批程序。不然，動用非常大的工程、花很多的錢把它蓋起來，會起到事與愿違的效果。二是不要裝神弄鬼，亂迷信風。
怎樣積極正確的弘揚佛教呢？我以為有兩點：
A.要匡扶正信，復興佛學。關于復興佛學的問題，佛家的兩股力量都不應該忽視。一種是佛教徒，包括出家人和居士，還有一種是佛學的研究者，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在積極的從事著佛學的研究。中國目前還非常缺乏佛學研究的大師，佛學研究還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現在很多的寺廟連一本完整的《大藏經》都沒有。缺少這些基本條件，復興佛學就無從談起。
B.純正道風，規范儀軌。規范儀軌的問題，有必要研究一下。北京的戒臺寺當年就是中央政府為高僧大德受戒的場所。過去，中國作為大一統的國家，為了表示中央的權威和氣度，經常進行莊嚴的宗教儀式。我們在講藏傳佛教的時候，常常會舉出清政府在哪一年冊封某某人的故事。現在，有沒有必要為規范佛教儀軌做出一些有益的論證與嘗試呢？到現在為止，潭柘寺和戒臺寺這兩個非常重要的寺廟，依然歸區的旅游部門管理，成了缺少關鍵文化氣息的旅游景點。我認為，潭柘寺、戒臺寺的現狀說明中國佛教的復興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寺院里缺少佛教文化，其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都會大打折扣。讓這些寺院恢復原來的功能，應當是一個可望可及的目標，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有益的嘗試。
對于佛教的弘揚，也許有人會認為是一種倒退。我認為，現階段對中國的佛教的相對弘揚，不是倒退而是一種進步，因為它傳遞著中國開放、多元的強烈信息。
也許有人說：“你們又開始宣揚迷信了。”我說，這不是宣揚迷信，而是一種思想解放。
也許有人說：“你們又開始在制造混亂了。”我說，這不是制造混亂，而是正本清源。
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一直都是多種多樣的，沒有你高我低，沒有我優你劣。世界從來沒有、今后也不會被某一種文化所統一，它永遠都呈現出一種多元、交流、互動、融合的走勢。就像每一滴水都會反射太陽的光輝，就像每一朵花都會對我們會心微笑，能夠跨越文化、跨越地域、跨越種族、跨越不同政見的佛教文化應該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弘揚和復興，因為它既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高級智慧。
來源：鳳凰博報
地藏蓮社 》》歡迎您！ - dizh>>佛學文章>>綜合資源>>佛學資訊>>劉長樂：佛教的包容與包容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