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巍峨莊嚴的大佛，幾百年來在人們的視野中悄然而神秘的消失。曾受眾多香客頂禮膜拜的大佛，在香火繚繞逐漸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寵辱不驚地仍然堅守著他的佛緣狀態，繼續著他默默的思考。這尊大佛曾經有過怎樣的輝煌與滄桑？千百年來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與人間的悲歡？他那兩扇如輪大耳聽到過多少廟堂的私語和市井的喧囂？那碩大智慧的頭腦中一定封存著許多未曾載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他能開口講話、吞吐千年，那些讓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歷史懸案和謎底，或許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北朝時期，太原逐漸成為多民族融合與北方貿易的中心。而這一時期北朝這個異族統治的開放，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內迅速發展的原因。著名高僧佛圖澄得到后趙石勒政權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內弘揚佛法、廣收門徒，以致魏晉時期佛門高師名僧多出其門下。與釋道安齊名的高僧法濟、支曇、慧遠、法顯、云鸞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門樓煩人慧遠與鳩摩羅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為泰山北斗。而平陽人法顯則是中國歷史上赴印度、斯里蘭卡訪學的第一人，著有《佛國記》一書。東魏時期代縣僧人曇鸞是凈土宗的開山鼻祖之一，東魏孝靜帝稱其為“神鸞”，日本佛界稱其為本師，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為祖庭。佛教的繁榮直接推動了寺廟建筑的發展，有關資料顯示，北魏、東魏、西魏皇室出資籌建寺院約47處，王公大臣籌建寺廟約830余處，民間出資籌建寺廟約3萬余處。這一時期的佛像多廣額高鼻，長眉豐頤，很似北魏鮮卑人的特征。東魏、北齊是太原地區佛教傳播和寺廟興建的高潮時期。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歡滅爾朱榮，在晉陽建丞相府，坐鎮晉陽前后15年。遷鄴以后，晉陽仍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歡父子篤信佛教，在晉陽城周邊興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東魏末年，高歡攝政時在天龍山開鑿了數孔佛窟。高洋稱帝后，在晉陽周邊大造佛像寺廟，從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 （公元561年）之間，先后興建了晉陽開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緣巖鑿室，規模宏大，氣勢磅礴。事實上，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藝術，的確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起到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幫助了人數尚不占優勢的鮮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黃河流域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這或許也是魏晉南北朝佛教長盛不衰、佛雕石窟層出不窮的奧秘所在吧。
　　大佛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世的。大佛比云崗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毀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高10米；而他誕生的年代則比四川樂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他那雙極富睿智與洞察力的佛眼，一定可以透過層層歷史的迷霧與浮云，窺視到半個多世紀之后，一個全新的朝代的大旗由腳下這塊土地揭竿而起；而泱泱大唐的威儀與強盛，那如日中天的輝煌將讓世界為之矚目與驚嘆。因為，當進入隋唐后，便有一種成熟氣象彌漫在歷史的河床之上。
　　據傳，起兵之前李淵曾祭拜大佛，當晚即得一夢，夢中竟見佛光普照，一位金甲神將飄然而至，手執一面“唐”字大旗，隱隱聽到一個渾厚的聲音：“得晉陽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李淵從夢中驚起，遂于隋義寧元年（公元６１７年）5月，在晉陽起義堂祭旗誓師，傳檄天下，直搗長安。這不僅為大佛披上了一層神秘面紗，也使李淵起兵太原之舉更具“替天行道”的色彩而顯得師出有名。
　　當唐高宗李治攜著武則天一路風塵仆仆來到大唐的發祥之地——太原，他們不僅去北都晉陽古城緬懷祖父的豐功偉績，去文水慰問皇后的家鄉父老，而且還瞻仰了大佛，表達對佛祖的崇敬與虔誠，祈求佛祖對大唐江山社稷的佑護。面對如山岳一般偉岸的大佛，他們“禮敬瞻睹，嗟嘆希奇，大舍珍寶財物衣服”，并令并州官長“速莊嚴備飾圣容”，“開拓龕前地，務令寬廣”。
　　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位的膨脹，使佛教與皇權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唐武宗即位后發出一聲怒吼：“窮吾天下，佛也。”于是大規模的禁佛毀寺運動一時風起云涌，僧尼還俗，寺產抄沒，各地廟宇拆毀殆盡。奇怪的是周圍的殿閣雖亦失修破敗，但大佛卻毫發未損。直到元末戰亂寺毀閣傾，殘磚破瓦和山間泥石掩覆了佛身，顯赫了800年的大佛從此埋沒荒野、銷聲匿跡。當大佛再一次睜開佛眼遙看世界時，面對唐國故土翻天覆地的變化，大佛慨嘆之余或當報以慈祥的微笑。如今，滄桑斑駁的大佛依然端坐于風景秀麗的石崖間，寬大的胸肩、修長的雙臂從兩側石崖中呼之欲出，依然還是那樣莊嚴、安詳、仁慈、神秘……
　　這便是新發現并經過修繕的距太原西南20公里、屹立于晉陽古城西邊山崖間的蒙山大佛。（稿源：文化傳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