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10月8日發表張敬偉撰寫的文章說，十·一長假期間，山東兗州興隆寺傳出好消息。考古人員在興隆塔地宮內發現石函、鎏金銀棺、金瓶等一批珍貴文物。經考古鑒定，石函、鎏金銀棺、舍利金瓶為國家一級文物，舍利碑刻、玻璃瓶為國家三級文物。其中長約7厘米的佛牙還在鑒定中，也許會給人們更大的驚喜。據悉，興隆寺佛牙寶函的發現可堪媲美法門寺寶函，對歷史文化研究、佛教史研究、繪畫藝術研究、制作工藝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文章摘錄如下：
　　舍利寶函是為瘞埋佛骨舍利的成套容器，肇始于北魏佛教興盛時期，發展于隋，全盛于唐。佛骨舍利，在佛教發祥地天竺是用罌壇盛放，佛教東漸中國，北魏、隋唐等則采取建塔瘞埋佛舍利的習俗。據考古實證，北魏時期已有建塔并在塔基中用石函包敷佛骨舍利的故事。這從河北省定縣發現的玻璃石函舍利可見端倪。到了隋代，石函內部盛裝舍利的容器已經非常精美，但此時尚未形成地宮。
　　盛唐以降，瘞埋舍利的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以下特點：一是在佛塔之下構建地宮；二是皇室異常重視，按照中國傳統的墓葬禮儀進行舍利容器的設計，逐漸形成了地宮、石函、金棺銀槨等形制。最早的金棺銀槨盛始于高宗李治時期，武則天對其更是重視，武則天曾將法門寺舍利迎奉到洛陽皇宮，“皇后舍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唐釋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足顯當時唐皇室對佛骨舍利的尊崇之意。三是上有所好，下有附焉。皇帝喜歡佛骨舍利的奢靡之風也使得王公貴族和大臣們跟風流習，形成豪華建塔瘞埋舍利之舉。終唐一代，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現代考古發現就有甘肅省涇川大云寺塔基、陜西省臨潼慶山寺塔基、江蘇省鎮江甘露寺塔基和陜西省扶風法門寺塔基出土的以金棺銀槨為主的成套舍利容器。其中法門寺地宮和佛指寶函明顯具有唐皇室瘞埋的特點，所出均為國寶級文物。
　　就唐代的舍利瘞埋制度而言，早期具有相當的文化意義，如昭示佛教的中土化，如體現盛唐容納百川的開放心態等。而后期則既體現體制內對佛教的迷信和膜拜之風又凸顯奢靡之風，這從韓愈諫迎佛骨而遭貶謫的史實中即可窺出中唐以后佛教文化的異化。唐代瘞埋舍利制度的奢靡之風到了宋代已經式微。宋從節儉，又恪重儒教文士，立國以文人治天下。所以，兗州興隆寺具有唐代風格的舍利石函、鎏金銀棺、舍利金瓶才顯得異常珍貴。
　　近五十年來，宋代舍利塔基的考古發現足有十余處，舍利寶函除頭層石函外，內里多為各種材料的函盒、瓶子或佛塔、佛像等，內含金銀棺槨的很是少見。總括起來無非以下幾種：一是用幢安放舍利，如1956年發現的金華萬佛塔地宮中的六角形經幢，幢身刻法舍利；二是用函、盒盛放舍利，函盒的材料豐富多彩，有銀器、漆器等；三是以塔和瓶盛放舍利，如浙江瑞安慧光塔基下地宮中的描金堆漆舍利函內置盛舍利的銀塔、銀瓶、刻花琉璃瓶。銀塔，四面七層，須彌底坐座。第一層四周有勾欄，其他六層四面都有佛像。塔剎用鏈條與頂替層四角相連。每層四角系鈴。銀瓶，刻紋，鏨字。(見戴俊英《中國古代的舍利的瘞埋制度》)四是函內的塔、瓶、棺皆安放舍利。
　　和宋同時期的遼夏金的舍利瘞埋制度也大體相似。總之，到遼宋夏金時期，瘞埋舍利的宮室形制已經漸趨簡陋，除舍利地宮外，還出現了舍利天宮等。但是安置舍利的方式已經很少用金銀棺槨，供養品也開始多樣化，但是從今人的眼光看，其文物價值遠非唐代可比。
　　正因為如此，兗州興隆寺的鎏金銀棺和舍利金瓶才彌足珍貴。宋代被今人普遍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文人治世的黃金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但終兩宋300余年，宋代藝術傳世至今者大約是瓷器、書畫等。而宋朝絕少墓葬、宗教和壁畫、雕刻等方面的藝術，這一方面是因為宋代黃陵不事奢華，加之“靖康之亂”將北宋諸皇陵湮滅于當時之故。南宋諸皇帝南遷臨安，也承祖宗遺訓，加之江南水濡之地，不宜建造奢華陵墓，因此從兩宋帝陵發現壁畫石刻之類文物的可能性極少。如前所述，由于北宋不重佛教，瘞埋舍利的考古發現也不像唐代那樣有豐富的文物藏品。而兗州興隆寺發現的舍利寶函，恰恰彌補了北宋出土文物的缺憾，一方面是興隆寺石函的刻畫十分精美和完美，體現出宋代壁畫和石刻的真正水平，另方面是該石函上刻畫眾多的護法神，也是首次發現。還有就是，這一媲美唐代瘞埋舍利形制的考古發現，亦可從中了解中國佛教墓葬禮制和藝術傳承的路徑圖。 （稿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