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是一種平衡而滿足的內在感受，但是人的欲望是無窮的，社會現實總是難以滿足。著名作家劉墉對人類的貪婪本性看到了極致：“旅客車廂內擁擠不堪，無立之地的人想：我是有一塊立足的地方就好了；有立足之地的人想：我要是能有一個邊座就好了……直到有了臥鋪的人還會想：這臥鋪要是一個單獨包廂就好了。”世間上的人們，大多如乘客一樣。
所以，人類總是很難快樂，因為有那么多沒有滿足的欲望。但是，這種不斷攀升的欲望，促使努力去工作，去賺錢，于是我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錢越來越多，可是我們并沒有越來越快樂。為了錢，我們東西南北團團轉；為了權，我們上下左右轉團團；為了欲，我們上下奔跑；為了名，我們日夜煩惱。
佛法的中心是中道，對欲望也是如此。佛陀通過六年苦行，體會到禁欲對修道、悟道并沒有任何意義。佛經中常以吵中榨油作為比喻，說明沒有任何真實的利益與結果。當然，佛法反對縱欲。所以，佛法提供“知足常樂”。
近代的弘一律師，淡泊物質，隨緣生活。一條毛巾用了十八年，破破爛爛的；一件衣服穿了幾載，縫補再縫補，有人勸他說：“法師，該換新的了。”他卻說：“還可以穿用，還可以穿用。”
出外行腳，住在小旅館里，又臟亂、又窄小，臭蟲又多，有人建議說：“換一間吧！臭蟲那么多。”他如如不動地說：“沒有關系，只有幾只而已。”
平常吃飯佐菜的只有一碟蘿卜干，他還吃得很高興，有人不忍心地說：“法師！太咸了吧！”弘一大師恬淡知足地說：“咸有咸的味道。”
一個有悟境的人，早已超然物外，不受物質的豐足或缺乏所系縛，貧窮不嘗以為苦，富裕也不曾以為樂，覺得這樣也好，那樣也不錯。不管物質好壞，境遇順逆，精神一樣愉快、輕安。
記得以前剛出家時，寺院正在大興土木，我帶著一臉的幼稚與佛法的癡情，在石頭、土、木頭、水泥中，我在慢慢地長大。廟很窮，和尚更窮，我們一個月的單錢是五塊錢，這在現在簡單是難以想象的事情，畢竟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可是，罪業深重的我，每當手中拿到這五塊錢的時候，我就開始生病，總是有點小毛病。當五塊錢花完的時候，病也就好了。
當寺院給我每個月十五塊的時候，我的病也更大了，如胃病之類。可是，花完這十五塊的時候，病也會好的。這樣，半年下來，我都要求師公不要再給發錢了。
但是，我卻覺得那時是我生命中的最快樂的。為了學習早晚功課，每天抄幾句《楞嚴咒》帶在身邊，每當工地休息時，我便背幾句。沒想到，兩個月后，我竟然學會《楞嚴咒》了。那時，剛出家的我，真的對什么都不懂，不要說佛法，就連那些活，如挑土、混水泥、種菜、采茶等，我根本一竅不通。善知識難遇，我的第一個啟蒙師父就是界參師父。他很慈悲，他似乎什么都懂，佛教的敲打唱念，做人的方法……他更是干活的能手，在他的帶領下，我才慢慢地學會了各種技能。
界參師父是我們幾個小和尚快樂的來源，每當在山上挖地或砍柴時，我們都跟他學習唱贊。那時，當那嘹亮的梵音回蕩在大山，同時也給我們帶來無窮的快樂。天真的我們，在那紅塵不到的深山里，只有早晚功課，只有那大汗淋漓的體力勞動；沒有音樂，沒有電話、電話，沒有報紙，真的什么都沒有，可是卻覺得無足的幸福、快樂。
因為簡樸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物質，沒有激烈的競爭，呼吸著自由的空氣，體味著從容的人生樂趣。
“知足常樂”意味著我們能夠找準自己的位置，而且能夠在這個位置盡最大能力地找到自己的快樂。所以，“知足常樂”并不是一種消極，這是對現實的一種正確地反映，而且提倡一種積極的“敬業精神”。
這是一個張揚的時代，熱門話題，流行時尚，搶手職業，最新潮流，在社會的喧囂熱鬧中，許多人失去了自我。一般人總是相信，當自己置身于熱門行業、職業、話題時，就儼然處于社會光環的中心，就會得到權利、地位和財富，就會得到快樂。等他們花盡畢生的力氣追求之后，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期望的快樂并沒有來，反而帶來了痛苦。潮漲潮落，自己所追求的很多熱門根本就不適合自己做，或者那根本只是一種弘目的泡沫。
“人擺錯了地方就是垃圾”。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當成了垃圾隨地亂扔，不僅造成心理壓力，而且污染環境。其實，市場經濟十分強調將資源配置到最能發揮效率的地方。我們自己也是一種資源，應該尋找最適合我們的崗位，并且對自己的興趣保持一分堅定與執著。我們說，這種精神就是“知足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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