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無意中的殺生不談（譬如說不小心踩死昆蟲等等），一般而言，人類殺生的主要緣由有二：一、提供生計所需（所謂「厚生利用」），二、祭典用牲。打獵（也算是一種殺生）固然帶有娛樂性質，不過，古人的打獵基本上也還是為了上述的目的，雖然大規模的圍獵多半還附帶有軍事訓練的目的。將打獵視為一種純粹的休閑娛樂與運動（如海明威在《旭日東升》一書所描述的），應該是相當晚近的現象，而且基本上也局限于西方中上層社會。
殺生既然兼具了實用與宗教性的意義，想要徹底根除自非易事。公元六世紀時，中國南朝的梁武帝（公元502-549年）篤信佛教，在位后不久即以身作則力行素食，且日僅一食。公元517年，梁武帝為了貫徹不殺生的信念，甚至下令宗廟祭祀皆不用牲，結果引起朝野嘩然，以為宗廟不復血食。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也有大臣對梁武帝個人的素食不以為然，但是，除非客觀環境有其實際困難，否則素食與否終究是個人可以決定的事，宗教性的祭典就沒有這么單純了。祭典的目的無非是崇拜神或取悅鬼神，雖說正心誠意是第一要件，儀式的正確與否，對于祭典的效力無疑還是極具關鍵性的；而供奉犧牲本來就是中國──不管是民間信仰還是國家宗教──祭典里最為重要的儀式之一，梁武帝的貿然廢除引起朝野反彈自是理所當然。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盡管臺灣目前佛教信仰風行，在不殺生戒的影響下，一般人在理性上似乎也可以認同祭祀殺生──尤其是賽豬公的場合──的無意義，然而，宗教慣習的因素卻使得供桌上的犧牲終究還是難逃一死。
阿育王在推動不殺生的政策時，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他既不能強制全國民眾盡皆吃素，也不敢公然抨擊或禁止所有祭典里的用牲，尤其是婆羅門教的祭典。在第一份詔令里，所謂「不得在此殺生」，應該是禁止在某個祭典場所──或許就是基娜的祭壇──的殺生祭祀，因為接下去〈石訓〉又說「每逢節日亦不得在此集會，蓋天所親王常見節日聚會，惡事屢生」，因此這份詔令想要禁止的應該是宗教性的殺生。可是碑文中并沒有明白禁止殺生祭祀，反而是舉自己廚房減少殺生的例子來說服民眾，而且還答應即使是目前每日尚在享用的三只生物將來亦可得到赦免（倒有點類似孟子所說的「月攘一雞」的故事），這似乎卻又牽扯到了素食，盡管他也沒有清楚地提出要求。
第二份詔令倒是比較明確的提到：「四生之物不得食四生生命」，這是徹底的素食主義口吻，不過或許也僅止于口號式或規勸式的訓諭。因為盡管阿育王列出了一些禁止殺害的生物，可是對于人們真正食用的禽獸（所謂的「家禽、四足之獸」），他也僅只要求「如不能充食或作耕種之用者，亦應釋放而不得殺害」。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除了宗教與生計目的的殺生外，一般人其實很少會從事無意義的殺戮，因此，阿育王的這份令諭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個具文罷了。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阿育王的時代，宗教與實用性的殺生似乎還是相當普遍，這也是他所面臨的困境。盡管如此，阿育王對于不殺生戒顯然還是相當執著的，既然一時還無法全面性地禁屠，局部性地禁屠或保護總是可以嘗試推行的，這是詔令后半段出現一些強制性措施的緣故。詔令中同時也將此一政策與宗教性節日及保育觀念巧妙地配合起來。
這些法令到底收效如何，史無明言，大概也不甚樂觀，因為在次年的一份詔令中阿育王曾提到，他以兩種方式來推行「正法」，其一是依據正法作種種限制（亦即以強制性的法令），另外則是依據正法的道理而宏揚之（亦即以教化的方式）。結果前者收效有限，而后者則效果宏大。阿育王所舉的例子恰好就是上述有關禁止殺生的命令：所謂依據正法作種種限制者，如若干動物不得隨時殺害，及其它種種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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