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王朝在黃巾起義浪潮沖擊下覆亡開始，中國大地從三國、兩晉而南北朝，從北到南實際上經(jīng)歷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的建立才暫歸統(tǒng)一。這是一個社會動蕩不安、政治紊亂不定而禮教崩壞的時代，人們無奈于苦難的現(xiàn)實人生，往往難以預料自己的命運，于是由西域傳來的佛教找到了賴以生存、發(fā)展的土壤。尤其到了南北朝時期，各君主顯貴希冀從佛教王國得到庇護與慰藉，均崇信佛法，保護倡導佛教。例如宋文帝令沙門參與機政；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陳武帝曾赴大莊嚴寺，久乃還宮；魏孝文帝七次下詔興隆佛法，大興佛寺。雖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佛教經(jīng)歷了短時期（446-452）的打擊，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又得到恢復。后來北周武帝滅佛，時隔不久，佛教又卷土重來。于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逐漸成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體系，佛經(jīng)流布，伽藍櫛比，浮屠林立。隨著佛教的空前興盛，佛教書畫也乘勢興起，很快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峰。
　　實際上佛教東來之初曾被視為一種神仙方術。經(jīng)過百余年到了漢末，佛陀雖然不再與黃老并提，但與道教的區(qū)分仍不很明確。魏晉時，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直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獨立地位連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響一并如日中天，促成了佛教書畫的第一次大繁榮。在魏晉南北時期，佛教繪畫成為時代繪畫的中心和主體，凡會作畫者幾乎都能作佛畫，而且曹不興、顧愷之、張僧繇等畫壇高手首先是由于其精妙的佛畫而聲名遠播的。中國畫史有關中國佛教藝術的記載始自魏晉，佛教畫成為中國繪畫當中一個主要科目也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而這一歷史時期佛教繪畫的主要部分則是寺廟壁畫和石窟壁畫，宣傳苦行的佛本生故事，崇揚佛法無邊的降魔變，以智慧超常的維摩詰居士為主體的維摩詰經(jīng)變等等，都是一畫再畫的題材。魏晉南北朝佛教繪畫的成就還不止于此，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倫理意義為佛教教義所充實，繪畫技術技巧漸趨成熟，而書法審美的自覺和研究的熱情又促進了繪畫技法的自覺和精研，這樣，即使在佛教繪畫中，繪畫也不單是闡釋佛理教義的工具，而同時是創(chuàng)造美的行為。
　　以六朝作品為代表的中國早期佛教繪畫，有著什么樣的特點呢？一是繪畫形象借鑒、摹仿的痕跡和民族化的努力。中國的佛畫一開始自然是以西域天竺傳來范本為師的臨摹，甚至最早的佛畫家也是外國僧人，例如漢明帝時，天竺僧人攝摩騰等人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圖畫于保福院。經(jīng)過必要的學習、摹仿階段，中土佛教畫家逐漸成長起來，在研求、吸收外來藝術的同時，繼承了中國悠久的文化藝術傳統(tǒng)，融而為一，到晉的衛(wèi)協(xié)、顧愷之的時候，佛畫已開始顯示出某些中國民族特色了，盡管這種中國佛教繪畫民族樣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吳道子的時代。從絲綢之路和內地遺存至今的克孜爾、莫高窟、麥積山、榆林窟，炳靈寺等石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出佛畫造型逐漸開始擺脫印度化、希臘化造型（希臘藝術的影響曾由犍陀羅藝術經(jīng)西域傳入中土）的痕跡，帶上中國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響，皆趨于“秀骨清像”了。二是繪畫表現(xiàn)技法的進步。域外佛畫的裸袒或薄衣式造型，明暗暈染技法，和以人物尺寸大小區(qū)別其社會地位從而突顯主體的構圖方式，影響了中國畫家，被一些畫家吸收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張僧繇用天竺法畫凹凸花便是例子。三是現(xiàn)實生活因素的雜入。六朝壁畫情節(jié)復雜、場面壯觀、氣勢宏大，大多是以大乘經(jīng)典為根據(jù)的，在圖畫中常常可以見到現(xiàn)實生活片斷的描繪，尤其在南北朝與隋之交的佛教壁畫中，人物造型動作、環(huán)境背景的描繪都顯示出較有寫實性的表現(xiàn)水平，折射出當時現(xiàn)實生活的某些方面。四是繪畫主體的變化。由于繪制佛寺石窟壁畫之需，大批民間畫工加入了繪制行列，士大夫畫家也因時尚而紛紛參與佛畫繪制。繪畫主體由六朝以前繪畫內容、風格有別的宮廷畫工和文人畫家，變成為以佛教為共同題材的士大夫畫家、民間畫工、沙門釋子的聯(lián)合隊伍，他們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也相互影響。五是南北畫風的差異。大略來看，南方（后來是南朝）的佛教繪畫以寺觀壁畫為主，卷軸次之，畫風綺麗精巧，頗多新意，中國味較北方佛畫多。北方（后來是北朝）的佛教繪畫以石窟壁畫為主，寺觀壁畫次之，畫風雄渾富麗，較之南方佛畫多摹仿，多西域風。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藝術史上興盛時期（另一個興盛期為隋唐），正是佛教隆興之時。佛門中高僧大德以書藝為佛事服務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書林高手寫經(jīng)書碑亦大有人在。魏晉南北朝翻譯出的佛經(jīng)典籍有幾千部之多，其對書法藝術的傳播和促進畫已開始顯示出某些中國民族特色了，盡管這種中國佛教繪畫民族樣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吳道子的時代。從絲綢之路和內地遺存至今的克孜爾、莫高窟、麥積山、榆林窟，炳靈寺等石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出佛畫造型逐漸開始擺脫印度化、希臘化造型（希臘藝術的影響曾由犍陀羅藝術經(jīng)西域傳入中土）的痕跡，帶上中國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響，皆趨于“秀骨清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