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的佛教歷史悠久，它與九華山圣地的結緣，已淵源久遠了。相傳，唐開元七年(719)新羅國(今朝鮮)皇族的近親金喬覺渡海來華，途經大通，上了九華山。他虔誠苦修，影響漸大，時稱“洞僧”。園寂后，后人為了紀念金喬覺，九華山辟為地藏菩薩的道場。日換星移，幾經演化，九華山“香火之盛，甲于天下”，成為中國“四大佛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嵋山，山西五臺山)之一，并稱著于世。
　　九華山佛教的生存與發展，對大通佛教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明代萬歷年間，兩次給九華山化城寺頒發《藏經》，并贈給巨款，興建寺廟，使九華山的影響越來越大。大通佛教信徒知悉，無不稱心樂道。清順治年間，九華山佛教組織派僧尼來大通協助建成了大士閣，并在正門頭上橫書“大士閣”三字，兩旁則豎寫“九華山頭天門”六字。現珍藏的《大九華山勝境全圖》上標記著。大士閣乃為九華山的“頭天門”，朝九華山必先朝“大士閣”。
　　正唯其如此，那時來朝九華山各地香客，途經大通時的情景，堪稱另一歷史“壯觀”。每年正月和九、十月兩度，南京、鎮江、揚州、上海一帶下江香客，大批大批地來到大通。還有來自更遠的東南亞(泰國、新加坡)的佛教信徒。香客成份復雜，有官紳權貴的太太、少奶奶，有銀行工廠和商界的資本家，有中產階級，也有平民百姓。香客大都是自雇帆船，由江上到達，再結隊去九華山。有一年，香客的帆船眾多，停泊處，下自關帝廟，上達大士閣，槳帆相擠，密密麻麻長達三四華里。香客的組織有“千子會”、“百子會”，每會舉一人為會頭。香客組織的名稱，意謂求取百子千孫，祈禱祝福。“千子會”人數多，二百左右，“百子會”不過三四十人。
　　香船一經抵達老鎮后，因水淺即步行登岸，這時，奇景便出現了：每會中一人領隊手摯大旗，上寫“朝山進香”四字，另一人鳴鑼唱佛號。后邊大隊的會眾們，每人手提一上寫會號的燈籠，肩挑黃布香袋一只，虔誠地默默隨行。其中燒“苦肉香”者，自作苦刑，叫人目不忍睹，有的將鼻孔穿通，懸掛香爐，有的用鐵絲將肩膀穿通懸掛香爐，有的披枷戴鎖，儼如“囚犯”，三步一拜地匍匐行進。也有少數闊綽的香客，不乘帆船，乘大輪到達，在大通旅館小住后，到轎行雇轎抬送朝九華山。一乘轎從大通至九華山往返需四五十塊銀元力資，另付轎夫伙食。但有錢的人在所不惜。
　　一八九八年，九華山名僧靈云法師前來大通地區講經說法，從而既促進了大通佛教的發展，又加強了兩地佛教的聯系。(靈云法師，于民國初年在滬與寄禪和尚組織了全國佛教會，任會長，并到南京拜會孫中山先生，赴北京會過袁世凱。抗戰期間在重慶，曾與蔣介石聯系過。解放后，曾被推選為全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一九四七年，慈道清師徒二人，由九華山來大通，創建了觀音慈林，屬九華佛教會管轄。
　　解放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實，政府對大通區的老年僧尼給予定期補助。如原大士閣的寬渡，觀音慈林的釋本慈、永平庵的德信，觀音堂的毛本西等。今天，他們或歡聚一堂，念經拜佛，或朝圣九華，修善交往，安度晚年。
　　大通之所以與九華山的結緣其主要因素：一是大通地處交通要沖，它是銅陵的門戶，也是海內外香客朝圣九華山的主要通道。大通往九華山有一水一旱兩條路可走。水路是青通河，乘船可抵達青陽縣童埠，再上九華山，旱路是青銅路，徒步可直達九華山二圣殿。二是地區物產豐富，曾成為九華山佛地教徒生活需求的供應區。如大通地區的生姜，大通茶干等食物，終為佛教信徒和香客所愛食。三是緣起于對新羅國金喬覺渡海來華涉足大通而上九華山善修的紀念，乃謂之大通的大士閣為九華山的“頭天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