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討論藏傳佛教在臺弘法，大都將國民政府遷臺以后迄今的發展劃分為前弘期與后弘期。至于此二階段的劃分，基本上都是以藏僧首度來臺弘法的時間為劃分點，根據黃英杰的訪問結果，1980年已有創古仁波切先行來臺，因而認為以1980年做為藏傳佛教在臺弘傳之轉折點將更為合適。
事實上，蒙古﹑西藏喇嘛的早期來臺，主要也是立基于政治因素。由于清末以來，西藏與國民政府的關系并不友善，而國民黨遷臺時西藏正與中共中央政府進行和平解放談判。因此，國民黨遷臺后，只有內蒙古佛教領袖章嘉與甘珠爾瓦兩大活佛，隨同遷臺。1959年流亡海外的部分藏胞，少數以康巴族抗暴軍等名義赴臺安頓；又由于十四世達賴流亡印度后，禁止藏人與國民政府來往，故初期來臺之少數藏人，是以達賴控制所不及的西康康巴族人為主，且多是受蒙藏委員會邀請或受聘來臺者。由于蒙藏喇嘛來臺人數稀少，傳法活動也不積極，因此初期傳法者，除格魯﹑薩迦兩派外，幾乎全以漢人在家居士為主，而這些人大都是民初曾在大陸隨蒙藏喇嘛學法的居士。其中寧瑪派的發展較盛，其次為噶舉派：
（一）格魯派－－弘揚此教派的有三位藏僧，包括在1949年來臺的七世章嘉活佛和五世甘珠爾瓦活佛，以及1961年來臺的格賴達吉仁波切。章嘉活佛來臺后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并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但在民國四十六年就已圓寂，因此影響不大。后來甘珠活佛繼任中佛會理事長，且在新店設立弘法中心－“甘珠精舍”，成為當時蒙藏佛教的中心，不少人前來皈依。另外格賴活佛也在1974年成立“格賴精舍”，但對外少有公開活動。至于在哲蚌寺出家的漢僧君庇亟美喇嘛（歐陽無畏教授），自1976年至1991年止，傳授一系列的西藏佛學，可說對臺灣的西藏佛學研究貢獻相當大，但對一般學密者的影響似乎較小。
（二）薩迦派──初期薩迦派的弘法者只有十五世明珠活佛，他在1959年來臺后，曾任“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與“政大邊政研究所教授”，目前仍在各地弘法。
（三）寧瑪派──此派在臺的初期弘法者，幾乎全是漢人的在家居士。資歷最老的首推屈映光上師，他在1952年來臺后,就在大溪齋明寺弘傳密法，1971年籌建“南方寶生佛剎”于新店五峰山，1973年圓寂后，由林祥煌上師﹑歐陽重光上師承繼法脈，1990年由張明偉上師承續，弘傳至今，五峰山道場是初期修學密乘者的一個重要據點，目前除每個月定期的法會外，還不定期邀請藏僧來臺傳法。
此外，民初著名的寧瑪派上師諾那呼圖克圖之弟子吳潤江上師（華藏上師）自1958年起曾來臺七次傳授密法，其弟子錢智敏在1973年皈依吳上師后，1975年在臺成立“諾那精舍”，并開始弘法，迄今為主，已在臺灣陸續成立七處分舍，80年代中期開始，除弘法活動外，也開始成立多項社會福利及文化性事業。由于皈依弟子眾多（據內部估計，皈依弟子約二十萬），其影響深遠且發展穩定，是漢人上師在臺弘法的一種典型。另有韓同上師在1972年接受寧瑪派法王敦珠仁波切在香港舉行的阿阇黎遙灌后，即在苗栗﹑云林﹑虎尾﹑新竹等地傳法，并設“蓮花精舍”，徒眾頗多，盛極一時。
最后尚有劉銳之上師，劉上師在1959年赴印度向敦珠仁波切學法，并曾受初期來臺的三位蒙藏喇嘛灌頂，1975年在臺北成立“金剛乘學會”后，陸續于臺中﹑高雄﹑臺南成立學會，1979年發行《金剛乘季刊》，1981年起成立出版社，出版一系列《金剛乘全集》，弘法十分積極。
（四）噶舉派──在大陸曾隨貢噶呼圖克圖學習密法的申書文上師（貢噶老人），1958年來臺，第二年即因有一居士請上師修度亡法，為師之法力所感召，皈依上師，并捐贈成立“貢噶精舍”; 1960年受臺南竹溪寺全妙法師邀請至臺南弘法，吸引南部不少信眾參加，遂于1963年成立臺南貢噶精舍（現在的貢噶寺之前身），可說是藏密南傳的開始。申上師在1980年由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為其剃度后,積極邀請噶舉派喇嘛來臺傳法，是80年代初期引介藏僧來臺的主要中心。
另一位跟隨貢噶呼圖克圖學法的張澄基居士，在1963年回臺擔任文化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1976年出任美國佛教在臺“新竹譯經院”院長，居臺期間曾略傳“大手印”法。此外，80年代中期來臺傳法幾次的陳健民上師，其一生皆致力于修行與弘法，陳上師數十年閉關修持與閱藏的成果，以及相關的著作，大多收錄在1975年所編印的《曲肱齋全集》，此套全集于1983年再度收錄于藍吉富所主編的《現代佛學大系》中，學密的老參幾乎人手一冊，其影響力之大不難想象。雖然陳上師對傳統佛教的某些批評，以及公開密宗修法中擇人始得密傳的‘雙修“法門，引來不少爭議，但也促使一般的學佛者逐漸對藏傳佛教的密法引發興趣，這也算是70年代末期轉向80年代初期藏傳佛教在臺盛行的另一契機。
依照藏傳佛教初期在臺灣的弘傳情況來看，這段期間的發展是平穩而緩慢的，為何會在80年代開始，突然蓬勃地發展起來，其原因值得我們深入來了解。首先，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初期幾乎沒有藏籍喇嘛在臺，這段期間在臺弘揚藏傳佛教者，無論是蒙古﹑西康喇嘛，或漢人居士，大都是和國民政府有密切關系者。一旦政治逐漸解嚴，藏籍喇嘛可以自由來臺，公開弘法的機會大增，自然形成一股熱潮。然而這股熱潮實際上必須配合社會環境的情勢，由于初期臺灣佛教界以凈土宗為主流，而傳法的漢人居士皆自稱密宗或藏密，加上一般佛教徒與社會人士對密宗的不了解與成見，因而初期漢人居士的傳法不容易公開，而發展也就很有限了。這樣的情勢在80年代有所轉變，一方面自然與社會的開放有關，以往被視為秘密性的宗教逐漸獲得認可；另方面則與密宗或相似性密宗，如林云（黑教）﹑盧勝彥（今稱真佛宗）等的廣告﹑書籍之大量宣傳，促使一般人對密宗因好奇而接觸者不少。換言之，臺灣社會本身已事先型塑了對神秘主義的需求環境，使得具有儀式神秘性，甚至強調上師神通力的藏傳佛教較容易被接受。當然，其中也不乏在傳統之漢傳佛教中無法獲得滿足，而轉往藏傳佛教系統尋求進一步發展者。（摘自《藏傳佛教在臺灣發展的初步研究》，本文有節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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