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地理位置居廣東珠江東側，在佛教信仰的普遍性上，香港帶有明顯的廣東佛教色彩，這與廣東的文化、交通、經濟有相當的關系。當然他們也有相異之處，各有長短，也就是說香港佛教的本質一方面是廣東式的，另一方面又不是廣東式的。近代香港佛教的發展，正如覺光法師所說：“已由靜止的階段轉變為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現在更由一個橋梁階段發展為一個模式階段。”今天，其信仰之濃，是其它省所難以比擬的。
靜止階段
目前香港管轄區之內的佛教史跡與廣東的佛教史跡有眾多相同之處，這種巧合，就須從廣東的交通方面來探索了。我國的對外交通，自漢代以來，即有水陸兩路。水路主要是指南海的交通，而以廣東一帶為據點：陸路則是以新疆中亞一帶為門戶。但在近代以前，尤其是對西域的交通，廣東是重要的海道據點。現代香港新界屯門，乃是唐朝廣東海道的主要港口之一，亦為貿易商船的必經之路。由于這種對外交通和貿易商船停泊的關系，可知由海路來中國的佛教，一定也有僧人的遺跡。現在香港青山(古稱屯門山)的山腰有一座古寺，名為青山禪院，此古跡原名杯渡庵或杯渡寺。它的由來與屯門港有其淵源關系，要敘述香港佛教的初期歷史， 更不可忽略這座杯渡庵的古跡。 據說這是杯渡禪師(380—458，晉宋時代)所建，是香港佛教的古跡之一。
到了明代，錦田觀音山的凌云寺也建立了，此時香港佛教已進入相當活躍的時期。可惜明清交替之際，各寺院活動未留下詳細記載，僧侶的活動見諸于史籍的則是民國以后的事情。由于香港一變而為近代化的商業港口以后，與各國的交通自由，各國人士的往來頻繁，內地佛教人士前來的也有很多，香港佛教也就隨之興盛起來，佛教活動也因而繁榮，在近現代佛教史上添了新的一頁。
發展階段
根據現在的文獻，香港正式開展佛教活動是1918年。商人盧家昌在香港設立極樂院，每日早晚誦經，每周舉行一次佛教講演，這是香港佛教活動的肇始。不過因為指導者不是出家人，所以與出家的僧侶所指導的現代式教化活動還有一定的區別。1920年9月， 在香港當時的知名人士潘達微、陸蓮仙、吳子芹及商人朱恨生、羅嘯嗷與覺一法師等人的籌促下，敦請太虛大師在鲗魚涌名園，辦了一次講經法會。香港第一次出現了盛大的佛教活動。因為有了這次講經法會的影響，流布范圍逐漸擴大，香港遂成為中國佛教的又一中心地。佛教信徒一天比一天多，組織也更加健全。1925年，終于成立香港的居士林。不過，這個居士林的宗教信仰是以密教為主，專門弘揚密教。參加者約50人，都是男性。后來，以這個居士林為基礎，在中環設立光明學校，又于林內及校內設佛典流通處，佛教有了發展。兩年后，會員達百人以上。爾后又設婦女部，于是女性也參加了佛事活動。隨著組織的發展，獲得了很多女性支持，尤其是紳士胡禧堂長女(鐘樹祥的夫人)等，作出了較大貢獻。
1927年，茂峰法師自臺灣擬返鄞縣觀宗寺祝賀諦閑法師(1858——1932)壽誕，途經香港，當地信眾仰其德望，延請講經，法緣至盛。當時每晚聽眾達三千余人，其中不乏地方宿儒及知名人士。不久《佛教學刊》創刊問世，由于集稿困難，很快停刊。之后，潘達微、羅海空等又創《天荒畫報》，以圖案、美術和鮮明的文字來表現佛法的內容，終因無法維持下去而再次停刊。同年五月，有一位尼師開始提倡中國佛教的素食思想，在香港的荷里活道石坂巷開設“蟠桃天”素菜館，獲得很好的反響。不久，“衛樂園”素菜館、“小祗園”素菜館亦相繼開辦，并兼流通法器和經書。當時香港佛教的四眾信徒，并不是以建寺為主而是將素菜館作為弘揚佛教的據點。這些素菜館餐廳慢慢吸引了很多中外各階層的人士，因為素食有益于健康，吃完后又可以瀏覽一下法器和佛教書籍，可謂一舉兩得。
1928年秋天，九龍成立了哆哆佛學社，專門弘揚凈土念佛法門，社址在九龍蒲崗村的曾富花園，這是清末以來香港佛教中弘揚凈土宗的所在，以持名念佛為宗旨。社內并設閱經、靜修、蔬食、 放生等四部。
1929年，香港張蓮覺女士(何東曉覺士夫人)，因游南京棲霞寺見舍利放光，對佛法生起信仰。在新界青山私宅設立一座女子佛學院。學院的經營完全由其本人負責，教務及講義則聘請靄亭法師(1893——1947，當時江蘇竹林寺住持)擔任。由于靄亭法師原在鎮江創辦竹林佛學院時，專弘華嚴、毗尼，禪教雙修，人才輩出。 張蓮覺居士仰其德望， 于1932年請其蒞港擘畫東蓮覺苑，并于苑內設圖書館，流通佛經，發行《人海燈》雜志。
同年，融秋和尚招集信眾，在新界荃灣的芙蓉山建立一座竹林禪院，早晚誦經儀式均模仿廣東鼎湖山的儀規，并給四眾弟子提供住宿方便，初時弟子就有二百多人。這一年舜若和尚(南京棲霞山寺住持)也在荃灣建立鹿野苑，此苑有僧數人，原籍都是江蘇。其后，1973年該苑禮請擅長梵唄、佛學、國學造詣皆精湛的超塵法師擔任住持，并經過修復與擴建，遂成為荃灣頗具規模的一座叢林。
大嶼山昂平的寶蓮寺，自宣統年間(1909——1911)大悅、頓修二禪師從江蘇金山寺，來此開山草創，1924年，金山江天寺紀修和尚至此繼任住持，始正式命名“寶蓮寺”，翌年興建大殿。1930年，筏可和尚(1893——1972)繼任住持，大事擴建，先后完成地藏殿、祖堂、五觀堂、般若禪堂、韜光療養院等。
1964年又擴建大雄寶殿，至1969年落成，氣勢豪邁，夙有“香港第一禪林”之稱。1930年，屯門的清涼法苑、大埔的大光園、觀音山的紫竹禪院等，先后禮請了可仁法師、覺一法師、筏可法師等前往講經說法，佛教徒也愈來愈多，設立素餐館亦已成為一時之盛。軒尼詩道、殷含道、皇后大道等先后有“香積廚”、“東方小祗園”等素菜館開業，素食風行一時，形成一股熱潮。
1931年春天，由阿濂伯、陳靜濤、劉德譜、鄧介石、張若梅、李公達、周佛慧等港島知名人士，共同組織一個“香港佛學會”的研究佛教機構。會址設在堅道，內設事務、財政、弘法、慈善、常務、編纂、助念、護生、文牘、庶務等部門。同時又開辦平民義學，教材以佛學為中心，學生所用文具也一律免費。翌年三月，發行《香港佛化》雜志，開講經布教的風氣。1932年，他們又組織一個名為“利園”的佛教青年會，加入的青年為數很多。1933年，茂峰法師集信眾之力，在新界荃灣山上建立東普陀寺，殿宇巍峨，規模宏大，命名為千佛山。其后，該寺仿照內地十方叢林的方式，集四方云游僧侶，專心修行，朝暮課育，佛事儀規，則仿照南海普陀山的規制，每年開四次講經法會，宣揚佛法。同時組織佛教宗學研習班，專門研究天臺和凈土二宗，對早期香港佛教的傳播，助益甚大。1949年大陸解放之際，內地僧人流徙香港的很多，其時茂峰法師的東曾陀寺，廣納海單，所有十方云游僧眾來寺均可留單，一時南北佛教僧侶云集。其中洗塵法師亦駐錫于該寺，他發愿復興中國佛教，乃與金山、恒悅二師共建道場，先后興辦佛教醫院、內明書院、內明小學、內明英文中學、能仁書院等，大力推行佛教及社會教育事業。
翌年，港島跑馬地成立了“香港菩提”，在覺一、可仁、華庵法師的領導下，盡力傳播天臺教觀。菩提場內與香港佛學會同樣設有平民義學和佛典閱覽室。1935年，張蓮覺女士在跑馬地山光道建立“東蓮覺苑”。她把原在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的青山女子佛學院也移到此處。該院仍請靄亭法師繼續住持，又增聘通一法師和潘慧凝、何尚德兩位女士擔任各課指導。這所女子學校與武昌女眾佛學院(故址在武昌積玉橋附近勝鬘精舍內，現已不存)和漢口八敬學院抱同一宗旨。通一法師來東蓮覺苑后，便將原主持的《人海燈》月刊也遷來香港。其后八年之間，這份刊物一直是香港佛教文化的代表，成為當時香港真正有活力的佛教刊物。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軍戰火快要蔓延到香港而停辦，通一法師遂轉南洋。同年夏天，芝峰法師(俗名石鳴珂，1901——1971)應佛學會的邀請，來港講解《大方等如來藏經》。由于芝峰法師專精唯識、天臺、律宗，當時被稱為太虛門下“四大金剛”(大醒、法舫、法尊)之一，有一定影響。此次講經每晚聽眾，座無虛席。冬天，全港宗教團體再度邀請太虛大師南下弘傳佛教，并借利園佛學會址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有三千余人參加了這一盛會。其后，大師應各界之請，在佛學會上連續說法，給香港各界帶來了很大影響。從此，香港佛教有了長足的發展。
1936年，九龍的東華醫院在港島舉行第一次“萬善眾緣水陸大法會”，特別邀請我國禪門高僧虛云老和尚主持。時虛老駐錫東蓮覺苑，法會圓滿后，應信眾要求，繼續說皈依三天。據《香港佛教》雜志前任主編澄真法師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寂靜地帶的山光道上，頓時車水馬龍，成千上萬的人涌來登記，弄得寫登記皈依證的我們，手忙腳亂，不知所從。幸而靈機一動，把百家姓氏念出來安排次序……這是香港開埠以來，接受皈依人數最多的一次。”由于虛老渡港的因緣，再加上一些對禪宗特別有興趣的佛教徒的助緣掀起了一陣禪宗學習勢潮。于是天臺、凈土、禪宗、密宗及法相宗皆于香港次第展開，各種佛教團體亦相繼建立。有擁有一萬多會員的香港佛教聯合會、僧伽聯合會、世界佛教徒聯誼會香港區會(會址設立在曼谷)等國際性佛教組織；東蓮覺苑、佛教大光園、般若精舍、慈航精舍、志蓮凈苑等比丘尼組織；金剛乘佛學會、法相學會、法住學會、香港佛教真言宗男眾、女眾居士林等居士組織；還有明珠佛學社、三輪佛學會、香港佛教講堂、光明講堂、圓明講堂等學術性的講經組織；以及香港正覺蓮社、香港蓮社、菩提學會、普慧蓮社等二百多個佛教團體。目前香港已有新建佛寺四百多座，出家二眾三千余人以及約占香港總人數70%的在家男女居士，不論弘法、修行、文化，或佛教學院的教育上，均呈現多樣性發展的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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