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始終把佛教視為西夏的第一宗教。關于西夏佛教傳播、譯經、寺廟、僧人等已多有論列。近年筆者在閱覽、整理俄羅斯圣彼得堡東主學研究所藏西夏文獻時，接觸很多佛典，了解到不少有關西夏佛教的新資料。隨著西夏考古事業的進展，專家們對西夏佛教的建筑遺址進行了系統考察，使研究西夏佛教的資料更加豐富。以下就西夏佛教的幾個側面作些探討，難免掛一漏萬，懇請專家指正。
一、多種皇室發愿文
佛教傳入中土后，逐漸引起統治者的重視。為推行佛教，唐、宋時期的皇帝親自撰寫圣教序，為刻印佛經撰寫序言或發愿文。西夏統治者繼承中原王朝的衣缽，不斷印刷、施放佛經。西夏皇室為滿足自己的信仰，推動佛教進一步發展，采取了多種措施。一部分佛經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義撰寫發愿文或序言就是其中的一種。目前所能見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義撰寫的施經發愿文、佛經序等至少有17件。一個朝代有這樣多的御制佛經發愿文和序言，在中國歷史上或許是絕無僅有的。下面將西夏皇室所作發愿文和序依年羅列如下：崇宗時期刻印西夏文《圣大乘無量壽經》御制序4面22行；仁宗人慶二年（公元1145年）印施番、漢《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西夏文發愿文3面16行；仁宗天盛元年（公元1149年）印施番、漢文《圣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及《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的西夏文后序愿文6面50行，漢文發愿文7面59行；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印施西夏文、漢文《佛說圣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西夏文發愿文存4面30行，漢文發愿文4面28行；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年）刻印漢文《圣大乘勝意菩薩經》發愿文，殘頁，存24行；乾祐十五年刻印番、漢文《佛說圣大乘三歸依經》發愿文，西夏文發愿文7面41行，漢文發愿文41行；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番、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發愿文，西夏文5面28行，漢文發愿文5面26行；同年皇后羅氏還印施《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有題記2行；同年皇后羅氏還印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有題記2行；桓宗天慶元年（公元1194年）皇太后羅氏印施番、漢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西夏文發愿文6面31行；天慶二年（公元1195年）皇太后羅氏印施番、漢文《佛說轉女身經》漢文發愿文5頁24行；天慶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羅氏印施番、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漢文發愿文9面50行，尾殘；羅太后還令人抄寫全部西夏文大藏經，《佛說寶雨經》上有木刻押捺題款；襄宗應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番、漢《金剛經》《般若經》的西夏文發愿文，前殘，存22行（注：以上分別見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612、3780、6821、6360、6796、7577、2315、638、80、5423。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卷，TK164、165；第三卷，TK145、128、121；第二卷，TK58、61、98；第一卷，TK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7年。）；神宗光定四年（公元1214年）發愿將《金光明最勝王經》以泥金字抄寫，并作御制發愿文；此處還有西夏文御制《大白高國三藏圣教序》（殘）、《慈悲道場懺罪法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9～240頁、第280～235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西夏的御制發愿文和序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豐富，其中不僅記錄了西夏對佛理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真實地記載了很多西夏重要佛事活動，有重要學術價值。過去依據部分西夏佛經序和發愿文了解到很多有關西夏佛教發展的史實。現在發愿文更多了，有關西夏佛教發展的史實更加充實，脈絡更加清晰，使我們對西夏佛教的流傳和發展有了更新的認識。
西夏皇室佛經序言和發愿文多集中在仁宗、桓宗兩朝，反映出這段時間西夏王朝推動佛教的力度加大，特別是仁宗和羅太后在西夏后期佛教發展方面起到關鍵作用，也反映出西夏時期印刷業、特別是佛教經典印刷在這兩朝有非同以往的進展。
二、最早的三位帝師
西夏佛教有系統的封號制度，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師號是“帝師”。十幾年前發現了西夏有帝師之設，并論證是中國最早的帝師。目前從新的文獻資料中發現的西夏的帝師不只是一位，而是至少有3位。
一位是過去已經考證過的仁宗時期的賢覺帝師，他名為波羅顯勝。賢覺帝師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漢藏文合璧《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的漢文題款為“賢覺帝師、講經律論、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點、懷臥勒沙門波羅顯勝”。不難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極高，官位也很高。所賜官位“臥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號，相當于大國王的地位（注：羅昭：《藏漢合璧〈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載《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西夏佛教史略》第137～142頁。）。后又見西夏漢文《雜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師、法師、禪師，更確證了西夏帝師的存在（注：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載《中國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6月。）。
在近年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獻時發現賢覺帝師還有更多的佛事活動。俄藏文獻中有西夏文刻本《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其經末西夏文題款與上述房山云居寺漢文佛經題款相對應，賢覺帝師的職稱、官位、封號、人名完全一致，證明云居寺所藏漢、藏合璧佛經，原有西夏文本。在刻本西夏文《佛說阿彌陀經》題款中有“賢覺帝師沙門顯勝”。“顯勝”即帝師波羅顯勝的簡稱。賢覺帝師在西夏傳著了多部經典，這些著作中都有“賢覺帝師傳”的字樣，如《一切如來百字要論》、《圣觀自在大悲心依燒施法事》、《圣觀自在大悲心依凈瓶攝受順》、《默有自心自勸要論》、《禁絕順要論》、《疾病中護順要論》、《默有者隨勝住令順要論》、《奉敕修行者現在及轉身利緣佛頂尊勝佛母依千種供養奉順中共依略懺悔文》等多種。有的文獻署名“賢覺菩薩傳”或“賢覺菩薩作”，如《懺罪千種供養奉順中已集當許文》、《等持集品》等（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598、6761、7165、6778、5989、7196、6213、816。參見（俄）克恰諾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獻目錄》（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292、507、566、567，京都大學，1999年。）。賢覺菩薩即賢覺帝師，在《懺罪千種供養奉順中已集當許文》中題“賢覺菩薩傳，蘭山智明國師沙門德慧譯”，而在《奉敕修行者現在及轉身利緣佛頂尊勝佛母依千種供養奉順中共依略懺悔文》題“賢覺帝師傳，蘭山智明國師沙門德慧譯”，兩種經典譯者相同。又《等持集品》是賢覺菩薩作，仁宗譯經；《奉敕修行者現在及轉身利緣佛頂尊勝佛母依千種供養奉順中共依略懺悔文》是賢覺帝師傳，仁宗驗定；《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是賢覺帝師傳，仁宗驗定。這些題款可佐證賢覺帝師和賢覺菩薩是同一個人。
賢覺帝師名波羅顯勝，不會是漢人。其傳著要經過別的高僧譯成西夏文，如德慧國師曾譯賢覺帝師的《懺罪千種供養奉順中已集當許文》、《奉敕修行者現在及轉身利緣佛頂尊勝佛母依千種供養奉順中共依略懺悔文》等，可見賢覺帝師也不是黨項人。因此賢覺帝師應是西夏的葉蕃族高僧。
甘州黑水建橋碑的漢、藏文合璧碑銘中也有賢覺菩薩的記載。該碑系仁宗乾祐七年（公元1176年）立，碑文為仁宗御制，其漢文碑銘記載：“昔賢覺圣光菩薩哀憫此河年年暴漲，飄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濟之福。……朕昔已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9～2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這里的賢覺圣光菩薩應是賢覺菩薩，也就是賢覺帝師。可能賢覺菩薩曾在藏族人較多的甘州黑水河上建橋，做功德善事，后與賢覺帝師關系密切的仁宗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仁宗又于乾祐七年立碑撰文。碑文一面漢文，另一面藏文，也可作賢覺帝師是吐蕃人的參證。
近幾年在俄藏西夏文文獻中新發現另一個帝師，法名慧宣。慧宣帝師撰著的佛經也不少，有其題名的如《風身上入順》中有5種要論，每一種要論的名稱后都有“中國……帝師沙門慧宣”的題名（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慧宣也有大波密坦（即博通五明學者）的頭銜。他的著作也由智明國師德慧譯成西夏文。值得注意的是慧宣帝師的題名前都有“中國”二字。“中國”二字在這里不是指中原地區的王朝，也不是指距中原地區很近的西夏王朝，而是專指吐蕃民族。在黑水城的很多佛教文獻作者、譯者題款前冠有“中國”二字者，都不是黨項人，而是吐蕃人。然而他們是在西夏的吐蕃人，所接受的封號帝師、國師、法師等都是西夏的封號，他們所在的寺廟是西夏寺廟，所以應把他們視為西夏人。慧宣帝師的著述目前所見都是寫本，多為草書或行書，未見刻本。
西夏還有第三個帝師，為大乘玄密帝師。有一部由清宮流傳出來的漢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經陳慶英教授考證，里面有一些文獻是西夏時譯傳的。其中第6篇《解釋道果語錄金剛句記》，題款為“北山大清涼寺沙門慧忠譯，中國大乘玄密帝師傳，西番中國法師禪巴集”（注：陳慶英：《西夏及元代藏傳佛教經典的漢譯本》，載《西藏大學學報》2000年5月。）。大乘玄密帝師是西夏的帝師。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雖未見大乘玄密帝師的題名，但有大乘玄密國師的記載。西夏文、漢文兩種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御制發愿文中，記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高僧有宗律國師、凈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這些都是藏族僧人（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卷，TK58。）。在天慶元年（公元1194年）為剛剛去世的仁宗皇帝所作法會中，又有大乘玄密國師參與。他的名稱前面也冠有“中國”二字（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大乘玄密國師后來升號為大乘玄密帝師。在漢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們》的師承次第中，也記載著大乘玄密帝師，他是噶舉派著名祖師米拉日巴的再傳弟子。上述“北山大清涼寺”應是北五臺山大清涼寺，這是西夏的五臺山，又稱為北五臺山，以區別南面中原地區的五臺山。
以上3位帝師未在同一文獻中出現過。可能西夏王朝同時只封一名帝師，帝師圓寂后，再封一位帝師。這3位帝師的傳承順序可能是賢覺帝師、慧宣帝師、大乘玄密帝師。這3位帝師都是藏族僧人，在西夏都是地位最高的佛學大師，撰著了多種佛教文獻。西夏至少有3位帝師，說明西夏的帝師之設已經制度化。這種封藏族高僧為帝師的制度對以后元朝從世祖開始各代皆封藏族僧人為帝師顯然有直接影響。西夏封設帝師改寫了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頁。
《天盛律令》未記載帝師，所記最高師號為上師。帝師可能于西夏天盛年間后由上師轉化而來。
三、眾多的國師
西夏的國師較多，其地位次于帝師。西夏可能很早就開始封設國師。最近發現的《文海寶韻》序言中提到西夏建國之際就已經有國師院（注：史金波：《〈文海寶韻〉序言、題款譯考》，《寧夏社會科學》2001年4期。）。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的機構是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國師往往任功德司正的職務。功德司為次等司，地位很高，僅在中書、樞密以下，與殿前司、御史、中興府、三司等同級。西夏境內同時就可有幾名國師。據《天盛律令》知天盛年間每一功德司設6位國師，可見當時國師之多（注：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363、367頁，法律出版社，2000年。）。過去已經搜羅西夏國師13位，國師封號14個。在新見的西夏文獻中又發現很多國師，其中有（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944、588、3843、6761、7909、5130、822。13集《凈國求生禮佛高贊偈》的寂照國師、23的瓦國師系孫壽齡先生提供素材。）：1.景宗時主持譯經的國師白法信，他從西夏建國伊始便主持譯經。2.惠宗時主持譯經的安全國師白智光，繼白法信后主持譯經，在《西夏譯經圖》中高坐正中。3.崇宗時建臥佛寺的嵬名思能國師，他掘得古涅槃佛，在甘州興建臥佛寺。4.嵬名思能之師燕丹國師。5.仁宗時參加傳譯佛經的天竺僧人五明顯密國師勝喜（拶耶阿難捺），曾傳譯《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圣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佛說阿彌陀經》等。他有西天大師大波密坦五明國師功德司正的職稱，有“安式”官位，后升為“乃將”，“乃將”是相當高的官位，可賜予中書位的高官。6.仁宗時校譯佛經的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后又被封為智昭國師，曾奉敕譯傳《圣佛母般若心經持法要論》、《佛說圣大乘三歸依經》、《七佛所說神咒經》、《懺罪千種供養奉順中已集當許文》等。7.仁宗時集經的蘭山通園國師沙門智冥。8.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宗律國師，他還在桓宗時作大法會。9.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凈戒國師。10.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大乘玄密國師，他還在桓宗時作大法會，后升號為大乘玄密帝師。11.大度民寺的覺照國師法獅子，他傳作多種要論，如《魔斷問答要論》、《道之中禁絕順要論》、《金剛王亥母隨處施食奉順要論》、《中有身要論》、《死亡回拒要論》，是一位藏族僧人。12.翻譯《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的國師周慧海。13.傳作佛經的寂照國師，曾傳《凈土求生順要論》，集《凈國求生禮佛高贊偈》。14.大度民寺的慧照國師，曾作《雙供順略集要語》。15.譯經的慧凈國師法慧，又有金解國師封號，傳譯《佛說阿彌陀經》，作《瑞多惡趣令凈本續之干》。16.西夏晚期譯經的番漢法定國師。17.奉敕譯經的講經律論國師德源，他是皇族嵬名氏，曾譯《菩提勇情之業中入順》、《等持集品》等。18.大度民寺的法顯國師鮮卑寶源，他曾重校《金剛經》。19.傳譯《佛說阿彌陀經》的至覺國師慧護。20.校《圣慧到彼岸要論教學現量解莊嚴之注》的藏解國師楊智幢。21.傳譯《身中圍上依以四主受順廣典》的覺照國師任集立。22.榆林窟二十九窟繪有供養像的西夏高僧真義國師鮮卑智海。23.武威亥母寺洞遺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約中放貸的瓦國師。24.流傳佛經的蘇木國師。
以上已輯錄到有24位西夏國師，26種封號。當然這還不是西夏國師的全部。中原地區早有國師，但西夏國師之多，在歷朝國師封號中也算得上是十分突出的。從這部分國師的部分傳法、譯經活動中已經可以了解到他們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務，或傳譯佛經，或主持法事，在西夏佛教事務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
還應該指出的是，榆林窟真義國師像、黑水城出土鮮卑國師說法圖大概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國師像。
四、鋪張的法事
西夏以每一季的第一個月的朔日（初一）為“圣節”，讓官民禮佛（注：（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卷一九。）。禮佛圣節一年4次，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這種節日自元昊規定始行。元昊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節，即佛教的盂蘭盆節，原是中原地區節日，主要是追薦祖先而舉行的佛教節日，是時結道場、誦佛經、放河燈、演《目連救母》雜劇。西夏也將七月十五日作為重要節日，并作法事。《圣立義海》“七月之名義”中“賢僧會聚”條：“七月十五目連報父母之恩，供盂蘭，結道場，賢圣僧人聚日是也。”（注：克恰諾夫、李范文、羅矛昆：《圣立義海研究》第5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對原譯文有所改易，原譯文為“七月十五，〔茂陵〕報父母之恩，供神石，設具場，乃眾神會聚之日也”。今改為“七月十五目連報父母之恩，供盂蘭，結道場，賢圣僧人聚日是也”。）正是這一重要節日在西夏的真實情景。
由于西夏佛教的傳播和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動也呈現發展的趨勢。因西夏早期的文獻資料較少，佛事活動多見于贖經、建寺、譯經等，至于法會等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后，隨著密宗的發展，特別是藏傳佛教的興盛，法事活動在佛教信仰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新見的西夏文獻中，記載了更多的西夏佛教法事活動。
崇宗時重修涼州護國寺和佛塔，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竣工時大興慶祝，“詔命慶贊，于是用鳴法鼓，廣集有緣，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飯僧一大會，度增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賜黃金一十五兩，白金五十兩，衣著羅帛六十段，羅錦雜幡七十對，錢一千緡，用為佛常住。又賜錢千緡，谷千斛，官作四戶，充番漢僧常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5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年梁太后和崇宗皇帝又發大愿，印施《圣大乘無量壽經》，令內宮刻印1萬卷，手絹（彩繪）1萬幀，施諸民庶。
仁宗時期西夏法事活動越加頻繁。人慶二年（公元1145年）為使已故崇宗皇帝，同會彌勒，生入凈土，而印施番、漢《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漢《金剛經》、番《真實名經》等，共施5000卷。此時正值崇宗去世6周年。
仁宗天盛十九（公元1167年）年五月初九日于“皇太后周忌之辰”，仁宗大興法事，命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等開板印造番漢《佛說圣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共兩萬卷，散施臣民。請覺行國師等燒結滅惡趣中圍壇儀，并拽六道，及演講《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作法華會、大乘懺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等。皇太后指已經去世的罔氏。
仁宗乾祐十五年（公元1184）九月十五日仁宗“適逢本命之年”，刻印《佛說圣大乘三歸依經》，懇命國師、法師、禪師，及副、判、承旨、僧錄、座主、眾僧等等，燒施結壇、攝瓶誦咒、作廣大供養、放千種施食、讀誦大藏等經、講演上乘等妙法、打截截、作懺悔、放生命、喂囚徒、飯僧設貧等諸多法事，印施經番、漢51000余卷，并彩繪功德51000余幀，數珠不等51000余。
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九月十五日，仁宗66歲，刻印《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請3位國師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在法會上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并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懺悔，散施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10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愿經》、《觀音經》各5萬卷，以及飯僧、救生、濟貧、設囚諸般法事，凡7晝夜。
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時”印施《拔濟苦難陀羅尼經》，聚會文武臣僚，共舍凈物，恭請護國寶塔下定師、提點、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諸大眾等3000余員，令凈惡趣，《七佛本愿》、《阿彌陀佛》，各自燒施道場供養等，七日七夜，命讀誦番、漢、西番三藏經各一遍，救貧、放生、施放神幡，請匠雕印施此經番、漢文2000余卷。
仁宗去世后，天慶元年（公元1194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羅氏于“周忌之辰”印施《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命工雕此經，印番1萬部，漢2萬部……復請中國大乘玄密國師、及宗律國師、法師、定師等作廣大法會七日七夜，又請義顯法師及慧照定師作水陸不拒清凈大齋法事三日三夜。
仁宗去世后兩年，即天慶二年（公元11195）九月二十日羅太后于“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說轉女身經》番、漢文共3萬余卷，并彩繪功德3萬余幀。
仁宗去世后3年，即天慶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羅氏又于“大祥之辰”，發愿印施《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許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會燒結壇等3355次，大會齋18次，開讀經文：藏經328藏、大藏經247藏、諸般經81藏、大部帙經并零經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漢3000員，散齋僧30590員，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凈除業障功德共77276幀，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愿經》共93000部，數珠16088串，消演番、漢大乘經61部，大乘懺悔1149遍，皇太后宮下應有私人盡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52次，設貧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1次。
襄宗應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經并作廣大法事，燒施道場等作1758遍，讀誦經：大藏經番、西番、漢108藏，諸大部及余雜經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員，令法、國、定師、副、判、提點及其余眾僧等67193員作齋會，放幡56口，散施番漢《金剛經》、《般若經》及《華嚴經普賢行愿品》、《阿彌陀經》等共5萬卷，消演番漢大乘經5部，大乘懺悔181遍，飯囚8次，設貧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會、印施佛經的，還有高官顯宦。如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因疾病纏綿，日月雖多，藥石無效，因此印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任得敬是仁宗朝的外戚權臣，陰謀篡權分國。該年正是仁宗為“皇太后周忌之辰”大興法事，印施佛經，作大法會之時。
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孝子樞密、內宿等承旨，殿前、匭匣司正庫瑞忠茂，因去世父親已過“七七”，印施《佛說父母恩重經》，令作其余法事，演說此經，還施舍凈物，命匠雕刊千卷散施。
西夏某一中書相亡故后，其子刻印《佛說父母恩重經》并作一系列法事活動。在七七之日，敬請禪師、提點、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眾等7000余員，燒結滅惡趣壇各10座，開闡番漢大藏經各1遍，西番大藏經5遍，作《法華經》、《仁王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行愿經》，乾陀、般若等會各一遍，修設水陸道場3晝夜，及作無遮大會1遍，圣容佛上金3遍，放神幡伸靜供演懺法，救放生羊1000口。可惜此發愿文后部殘缺，失去相關題款，不知是何人何時作此法會。
一個名為安亮的人，他母親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10008卷，繪彌陀主伴尊容72幀，在終七之時，大興佛事，廣啟法筵。請諸禪、法師、律僧、講主，轉大藏及四大部經，禮千佛與梁武懺法，演大乘懺悔，展放神幡，數請壽僧，誦《法華經》，命西番眾持《寶集偈》，燃長明燈49海，讀《大般若》數十部。至終七之辰，請詮義法師設藥師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禪師奉西方無量壽廣大中圍，西天禪師提點等燒結減惡趣壇，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錢財的人（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卷，TK124、120。）。
看來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動后期較多，規模很大。有的法會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參加，應天四年的大法會竟有67000余僧人參加齋會，其佛事規模實在令人咋舌。當年蒙古再次入侵，西夏兵敗，國勢危急，或許此次法會為國家免災祈福而設。
皇室的法事往往請有名高僧主持，集印經、施經、讀經、設道場、作善事等多種活動為一體。皇室的法會可請國師、法師、禪師，而其他人雖位居宰輔，作法會時大約只能請法師、禪師，而沒有資格請國師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法會都沒有帝師參加。同時可以看到，密宗的科儀懺法也成為西夏佛教法會的重要內容。總之，這些法會綜合地反映出西夏佛教信仰風俗。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鋪張和奢侈，使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勞動人民負擔加重，更加貧困。
西夏對宗教法事活動也有嚴格的規定，《天盛律令》規定：“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畢，官方應為利益時，所賜僧人、道士數依諭文所出實行，此外，不許自求僧人、道士。”（注：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410頁，法律出版社，2000年。）可見有高位者死亡可作“七七”，官方還要賜給僧、道，但數量應按諭文規定實行。在西夏佛、道皆受法律保護，而上述重大法事活動只有僧人參加，無道士活動，反映西夏自上而下以佛教信仰為主流，道教勢力較弱。
五、風格各異的佛塔
佛教的廣泛傳行，必然帶動塔寺的大規模興建。西夏境內“至于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41～254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過去已知西夏有眾多寺廟和佛塔。西夏的寺廟歷經歷史的風云大都已毀壞無存，而當時的佛塔卻有不少仍矗立在西夏故地，盡管有的已經過重修，也還不失原來的風貌。這些飽經滄桑的佛塔展示著西夏佛教歷史。經過近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一些過去認為是其他朝代或時代不明的佛塔確認為西夏的佛塔。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結構也逐步明朗。這樣對西夏佛教的建筑又有了新的認識。
在元昊立國之初，就開始大興土木，建佛舍利塔。《大夏國葬舍利碣銘》記載了當時藏骨建塔的盛況（注：《嘉靖寧夏新志》卷八，乾隆四十五年修《寧夏府志》卷一九。）。所建佛塔乃是目前所知西夏建塔最早的記載，盡管文獻沒有記載塔的名稱和具體形制，但《碣銘》形容它是“連云之塔”，偈文中又稱贊它是“五百尺修兮，號曰塔形”，雖是夸張之詞，也可想見塔身之雄偉。此塔早已不存，所在方位和形式有待考證。
秀麗的承天寺塔位于銀川市西南的承天寺內，它是銀川的標志，更是西夏的象征。著名的承天寺是毅宗母后沒藏氏倡建。修建宏偉的承天寺，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以致要動用“兵民數萬”（注：（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卷一九。）。當時所作《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碣銘》描繪了興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頂骨舍利的情景，其中也記載了建塔的情況：“建塔之晨，崇基壘于珷玞，峻級增乎瓴甋。金棺銀槨瘞其下，佛頂舍利閟其中。”（注：《嘉靖寧夏新志》卷四。）承天寺塔為八角形樓閣式磚塔，共11層，逐級收分，呈錐體，全高64.5米，為厚壁空心式木板樓層結構，塔頂以上斜收成八角錐形的剎座，上有高大的桃狀綠琉璃剎頂。塔形秀俏挺拔，雖經重修過，但仍然表現了西夏佛塔建筑的藝術風格。
中國佛塔多為單塔，雙塔極少。西夏的拜寺口同一座寺廟中有一對高大莊嚴的佛塔，更是罕見。拜寺口雙塔位于銀川市西北約45公里的賀蘭山東麓，始建于西夏。塔分東西坐落，相隔百米，形影相吊，形成賀蘭山下的景色奇觀。兩塔外形和高度近似，均為八角形13層密檐式磚塔，高約45米，裝飾繁縟華麗，充滿了藏傳佛教的密宗色彩。近年又在附近發現了數十座小佛塔的塔基，原來應是塔群。
一座塔由兩種不同形式的塔型銜接建成，是宏佛塔的特點。宏佛塔位于銀川東北20公里的賀蘭縣鏡，是樓閣塔與覆缽塔的復合形式，下部3層為八角形樓閣塔，上部是巨大的覆缽塔。此塔為空心結構。樓閣塔各層塔身上部砌出闌額、斗拱和疊澀磚塔檐，檐上有平座和欄桿。覆缽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剎組成。塔基平面呈十字對稱向內折兩角形式，塔身呈覆缽式，塔剎由亞字形剎座承托“十三天”，頂部塌毀。塔身通體涂石灰，施以彩繪。維修時發現塔的天宮內有大量西夏文殘碎經版，有精美的彩塑佛像殘件，還有稀見的早期佛教繪畫。
拜寺溝方塔位于賀蘭山拜寺溝內，距溝口約10公里。方塔是一座正方形13級密檐式空心磚塔，逐級收分，是西夏時期興建的一座佛塔，也是目前所存惟一的方形西夏塔。出土重要文物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經《吉祥皆至口合本續》等一套9本，以及西夏文、漢文文書，漢文佛經、繪畫、器物等，其中有仁宗刻本施經發愿文殘頁，年款為乾祐十一年（公元1180年）。此外還有書寫漢文、西夏文的木中心柱。宏佛塔和此塔密教經典、唐卡的發現，反映了西夏時期藏傳佛教由西向東發展的事實。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數百年古物毀于一旦，令人扼腕。
康濟寺塔位于同心縣韋州鎮所屬的韋州古城東南隅。寺毀塔存，塔因寺而得名。這是一座八角形13級密檐式空心磚塔。塔殘高39.20米，加固修復后的高度42.70米，由塔身、剎座、相輪寶頂三部分組成，底層較高，自第二層以上被層層密檐平座緊箍，往上收分與剎座寶頂有機結合，形成剛勁有力的拋物線外廓，顯得凝重柔美，再現了我國早期密檐式塔的韻律。
塔陣在中國也不多見。西夏有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陣，它建筑在河岸斜坡上，更顯奇特。一百零八塔在寧夏青銅峽市峽口黃河西岸，依山勢從上至下按奇數排列成12行：第一行為1座，第二、三行各3座，第四、五行各5座，第六行以下分別為7、9、11、13、15、17、19座，總計108座，形成總體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塔均為喇嘛教式實心磚塔。塔體形制大致上可分為四類：第一行為覆缽狀；第二行至第六行為八角形鼓腹尖錐狀；第七行至第八行為寶瓶狀；第九行至第十二行為葫蘆狀。原來認為藏傳佛教寶瓶式白塔在元代才有，所以認為這些塔是元代塔，實際上西夏時期已經信奉藏傳佛教，并開始興建這種佛塔（注：雷潤澤、于存海、何繼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著名的死城西夏的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是西夏黑水監軍司所在地，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文物。西夏時期黑水城城內寺廟很多，占地面積寬大（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61～62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黑水城西北角的城墻上聳立著佛塔，這在佛塔建筑上也是稀見的。土坯砌壘的寶瓶式佛塔，經數百年蹉跎歲月，仍挺立在城墻上。人們訪問黑水城時，很遠就望見此塔風采。佛塔是西夏抑或是元代始建，仍需探討，但騎坐在城墻上的佛塔已經成了西夏黑水城的象征。
現在所見到的西夏佛塔僅是西夏時期大量佛塔的部分遺存。形式多樣的佛塔反映西夏佛教信仰之盛，也能看到西夏佛教建筑形式的多樣和藝術之精湛，從中還能透視出西夏佛教信仰方面多民族交融的現象。
六、最早的活字版佛經
北宋布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印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的應用開創了印刷史的新紀元，對促進世界文明的進程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畢昇用活字印刷術印了哪些書籍，史無明載。畢昇的發明以沈括《夢溪筆談》的科學記錄而得以繼續播揚。南宋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玉堂雜記》二十八卷”（注：（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札子十”。）。所謂“沈存中法”，即沈括所記錄的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法。文獻還記載宋朝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范祖禹作《帝學》8卷，用活字本印刷，書末有印書題記（注：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以來活字版》，中華書局，1957年。）。可惜兩宋的活字版印刷品都沒有保存下來。
近幾年隨著新的西夏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發現了多種西夏文活字印本，給西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這些活字印刷品多數是佛經。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維摩詰所說經》上、中、下3卷，經折裝，共300多面（注：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1期。）。根據其題款可定為12世紀中期，相當于中原的南宋時期，比宋朝畢昇發明泥活字僅晚一個世紀。這部珍貴的西夏文佛經是目前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印本。1987年甘肅武威市新華鄉纏山村亥母洞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殘卷（注：孫壽齡：《西夏泥活字版佛經》，載《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此經與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是同一種活字印本。
俄藏西夏文文獻中還有其他活字版佛教著作。《大乘百法明鏡集》卷九，原為經折裝，現已攤平為一紙4面的10張紙，前殘，卷尾有經名。《圣大乘守護大千國土經》，經折裝，共6面。《三代相照言文集》系佛教禪宗著作，首尾俱全，蝴蝶裝，41頁，卷末有發愿文3面半、22行，其題款中記有“活字新印者陳集金”，由此更可確切證明此經為活字版本。這幾種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比《維摩詰所說經》的印制要精良得多，時間約在12世紀中晚期。
1991年寧夏賀蘭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經《吉祥皆至口合本續》第9冊，蝴蝶裝，共400多頁，系藏傳佛教經典（注：牛達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學術價值》，載《文物》1994年第9期。）。其時代屬于西夏中晚期，也是現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它的出土使中國西夏文活字書籍增添了重要品類，也是中國早期活字版本的重要發現。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北區洞窟進行全面清理、考察，其間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西夏文文獻。在這些文獻中又驚喜地發現了活字印本，除一些頁面完整外，多為殘片。其中有《地藏菩薩本愿經》，蝴蝶裝，發現于59窟、159窟、464窟，共8紙；《諸密咒要語》，蝴蝶裝，121窟出土，計16紙散頁，有的為殘片，有的頁面完整或基本完整（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西夏文文獻初探》，載《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917年在今寧夏靈武市發現了一批西夏文佛經。其中幾十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都具有活字印刷的特點，現多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等處也有部分入藏。在此經卷第五西夏文題記中有“令雕碎字”，卷第四十西夏文題記中也有“作選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選字”應是揀字、排字，“選字出力者”應是揀排活字的工匠。這兩條西夏文題記更證實這種《華嚴經》為活字本。
此外，在黑水城和敦煌北區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還有一些尚未考證出經名的殘片，也是活字版印刷品。
在黑水城出土文獻中，有一種抄本西夏文佛經名為《勝慧到彼岸要語學禁現前解莊嚴論顯頌》，在其經未的題款中記載了西夏應用活字印刷的重要史實。題款中有兩個人的稱謂有“御前注補印活字都案頭監”的頭銜，其中一人還有“工院正”的職稱（注：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工院是西夏的一個政府機構，董理工技制造之事。由此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有專門政府機構和官員進行管理，作為一種實用工技，已得到政府的重視并納入政府管理。這一抄本佛經的底本應是活字印本。
在西夏以前，未見有以活字版印刷佛經者。應該說西夏開創了用活字版印制佛經的先河。綜觀已見西夏活字版佛經，活字質料有泥活字，有木活字；裝幀方式有蝴蝶裝，有經折裝；版式也多種多樣；其字體有大、中、小多種類型；印經內容有中土佛教經典，有藏傳佛教經典。由此推測，西夏印刷活字版佛經的場所非只一處，活字印刷已成規模。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開始使用活字印刷，發揮了“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注：（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技藝•板印書籍》條。）的長處，適應了當時對佛經的大量需求。中國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已進入社會實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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