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紀后半葉。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東征時，著名的懷疑主義者皮浪（？—前275）等哲學家也隨軍進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帶回希臘世界。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傳播“正法”，一些學者據阿育王石柱銘文13號記載認為，有些使臣曾到過小亞細亞以西，所傳“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時期，希臘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達了摩揭陀華氏城，他的游記中也提到了婆羅門和沙門。當時以亞歷山大港為中心的希臘犬儒學派非常流行，他們重視智慧，蔑視物質財富和人生享樂，與沙門思潮，特別是佛教的人生倫理觀，有許多相似之處。希臘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長期建有國家，前2世紀后半期，希臘人國家彌蘭陀王歸依佛教，關于他的信教過程以及他與來自克什米爾的高僧那先的對話，見于《彌蘭陀問經》（漢譯《那先比丘經》）。彌蘭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臘哲學和佛教哲學中有許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臘人并提，認為只有他們才開辟了“辯證思維”一途。像變化無常、因果輪回、“四大”結構等主張，也在這兩種文化系統中幾乎平行流通。很難說二者有直接關系，或誰先影響了誰，但佛教思想很早就為希臘人所知，且有少數人歸依，當無疑問。歐洲學者希羅尼姆斯（347—413）曾講到佛陀，說他生于處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干4世紀在歐洲流傳。

　　13世紀，蒙古人大面積地打通了亞歐的交通，增強了東西方的交流，羅馬教廷也強化了基督教向東方的傳播。13世紀中葉，圣芳濟會修士約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國，開始了對中國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羅兄弟兩次來中國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們的侄子馬可。波羅（1253—1324）還擔任了元朝官職，巡視內地，出使國外。現存《馬可波羅游記》，敘述了他自喀什米爾所見的藏傳佛教，經新疆和河西走廊見到的西域佛教，也記述自北京到江南的漢傳佛教；以及南行所見中南半島、馬來群島，一直到錫蘭島的南傳佛教；對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馬爾代夫群島的佛教，也有所記敘。作為基督教徒和往來東西兩大國的使者，他把佛教當作東方流行最廣的特殊宗教介紹到了西方世界，盡管他的記述極其簡略和膚淺。《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影響極大，包括著名的斯托弗爾。哥倫布部讀過它。

　　15世紀末，隨著殖民主義的產生和擴張，所謂“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西方的傳教士隨同商船和兵艦大批來到東方。他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報告或游記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紀，已有出版物商世，成為當時歐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來源。由于殖民主義最先是在南亞和東南亞經營，他們對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傳巴利語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來說，他們站在殖民主義立場，以歐洲文明中心說觀察事物，對佛教采取輕蔑的排斥態度，幾乎沒有什么客觀的研究。

　　此后，西方對佛教的了解日多，隨著啟蒙主義思潮的發展和對世界認識的開拓，西方有識之士不再那樣妄自尊大。黑格爾（1770—1831）的《邏輯學》已經給佛教哲學以重要的歷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門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變”）之前，構成了他的理念自我發展體系中的一個環節“無”。

　　佛教哲學開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與希臘哲學平等的對待。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又促使歐洲的文學開始從東方宗教，包括神話和寓言極為豐富的佛教文獻中去吸取靈感和素材。

　　從19世紀開始，西方學界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多角度地發展起來。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現在對各種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奧地利學者J.維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與梵文的親緣關系，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開發創造了條件。到奧登堡（1854—1920），德國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維也納學派。既是殖民主義者，又是東方學學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爾任英國公使期間，發現了381部梵文貝葉經，分贈給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亞細亞學會，并將其中的《金剛針論》譯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歐洲對梵文經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喬瑪（1784—1842）到拉達克喇嘛廟住了7年，后受雇于英國東印度公司，著文介紹了甘珠爾和丹珠爾，開辟了西方所謂藏學的研究領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殖民主義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約在此前后，俄國也從外蒙古和北京運走了甘珠爾和丹珠爾。至于漢文佛典在19世紀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視，S.比爾于1871—1878年間，開始翻譯介紹。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難，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終不成系統。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亞細亞，包括中國新疆、甘肅以及西藏地區，引起了西方各國的特殊興趣，尤其是來自英、俄、法等國，以各種身份出現的學者，絡繹不絕。他們在這里發現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漢文者以外，還有吐火羅文（焉耆—龜茲語）、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與和闐文等佛教文獻。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間，三次進入新疆、甘肅地帶，非法搜集文獻資料，特別是發現了敦煌石窟，并盜走了大量佛經寫本和佛教繪畫及版畫，由此開創了西方敦煌學一科。列強在中亞細亞和中國掠取的佛教文獻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倫敦、柏林、列寧格勒和東京的圖書館或博物館中。

　　隨著佛教文獻進入西方及對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學對于歐洲發生了影響。其中最早、且最顯著的是德國叔本華（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稱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靜。

　　他的悲觀主義和禁欲主義，他之視“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視意志為一切痛苦的源泉的觀點，甚至于用以卑視婦女的理論，都浸透著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連尼采也稱他的意志至上論為“佛教徒的虛無意志”。在近現代，佛教哲學對存在主義的影響也相當明顯。他們把人的現實品格規定為恐怖、厭煩、失敗、絕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與佛教的出發點一致。法國薩特（1905—1980）發揮的存在主義著名原理“存在先于本質”，與佛教的業報思想在“人創造人本身”這點上，就是完全相通的。此外，像俄國的托爾斯泰，也被認為是受過佛教影響的偉大作家。

　　但是，作為純信仰對象的佛教在西方流傳，更多地受日漸增多的東方移民和僑民的影響。東亞諸國的人去西方走居或僑居，有諸多原因，但對民族文化有強烈的精神需要，幾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滿足這種需要的重要成分。

　　從19世紀末，東方文化主動加強了向西方的傳播，佛教起著主導作用。

　　斯里蘭卡達摩波羅發起的摩訶菩提學會，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設置分會或傳教中心，出版多種語文的佛典和刊物，創辦佛學院等，影響頗大。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國留學，后被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授予名譽哲學博士，為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發起人之一，并任首屆主席。他主編的英文《佛教百科全書》，在推動佛教向全球發展上，起過重要作用。日本凈土宗南條文雄（1849—1927），在英人馬克斯。繆勒的支持下，譯《大明三藏圣教目錄》為英文，向西方介紹漢文佛典概貌；又譯梵本《無量壽》、《金剛》等經，傳播大乘佛教。鈴木大拙（1870—1966）譯《起信論》、《楞伽經》為英文，并將佛教禪法介紹到了西方。中國楊文會（1837—1911）與達摩波羅、南條文雄等同時致力于向西方傳播佛教的事業，1894年，與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譯《起信論》為英文；此后又培養梵語、英語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為佛教西漸作準備。及至太虛（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歐美，在英、法等國學者協助下籌建世界佛學苑，進一步開拓了漢地佛教的西傳事業。19世紀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爾活佛（？—1975）在印度創建烏金貢桑卻林寺，弘揚藏傳佛教寧瑪派教法，為西方世界培養出首批藏傳佛徒，先后在布魯塞爾和雅典建造了烏金貢桑卻林寺，寧瑪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1982年的統計，歐洲有佛教徒21萬多，南美50萬，北美近19萬，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總數比十年前（1972）凈增了5千萬人，明顯呈上升趨勢，盡管這些數字不一定準確。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東方移民和僑民為主體。二次大戰以后，東方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日益增強，西方社會中東方移民和僑民的經濟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發展，使佛教干預社會的作用力和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紀以來，基督教神學倫理體系受到廣泛的沖擊，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觀念向佛教傾斜。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為適應西方社會生活需要，本身所起的變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贏得信徒的更本質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禪的廣泛應用，多種社會服務和心理咨詢的開發，是兩項最成功的實驗。

第二節佛教在歐美

　　佛教在歐美的流布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先是介紹佛教的個別人物與事跡；進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討其意義；最后才是吸收與信仰。由于西方近代實證科學的傳統和人文學科的細密劃分，促使他們的佛學研究一開始就從不同的角度開展，語言學、考古學、比較哲學、比較宗教學、神話學、民俗學等，所有這些學科都滲入了佛學研究領域。

　　霍格森等人刊行的佛教文獻，為佛學的廣泛研究準備了條件。但最先并沒有形成單獨的學科，它包括在一個籠統的“東方學”之內。到19世紀中葉，佛教學開始獨立出來。1844年，印歐比較語言學家法國人尤金。伯努夫寫了《印度佛教史導言》，1852年將《妙法蓮花經》譯為法文出版。1855年，哥本哈根的學者維戈。福斯貝爾將《法句經》譯為拉丁語。以近代語言學和文獻學為基礎而進行的佛經校訂、翻譯、注釋和編輯出版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尤金。伯努夫的學生，德裔英人馬克斯。繆勒（1823—1900），是著名的東方學、印度學學者，也是比較宗教學、比較神話學和比較語言學的創立人之一，著有《佛教及佛教巡禮者》，譯有《般若心經》、《法集經》等；日本的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均出于他的門下，對推動東方以近代方法研究佛教，起了重要作用；從1875年起，他主持編輯出版了《東方圣書》共51冊，包含許多重要的佛教經典。英國的另一位著名佛教學者，是倫敦大學的李斯。戴維斯（1843—1922）。他于1866年在斯里蘭卡任英國殖民政府官員，同時從事巴利文佛教的研究；1881年創立了巴利圣典協會，出版和翻譯巴利語三藏；1908年又在倫敦建立佛教協會，自任會長，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關于彌蘭陀王問題》等。他的妻子李斯夫人在他去世后，仍然堅持進行佛教研究，著有《佛教心理學》、《佛教大綱》等。

　　李斯夫婦及后學者對巴利語和巴利文佛經的研究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們的學風長時期影響著牛津的東方學研究，直到近來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及非洲研究院的教學、研究上還有反映。

　　德國的早期著名佛教學者，是赫爾曼。奧登堡（1854—1920）。他從1897年起，在俄國科學院開始主持校訂出版《佛教文庫》的梵文經典，這套叢書中收進了英國人本多爾的《大乘集菩薩學論》（1897）、法國人蒲山的《月稱中論釋》（1903—1913）、日本人南條文雄的《法華經》（1908—1912）、俄國人謝爾巴茨基的《辯中邊論安慧釋》（1936）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義及僧團》，主要是依據已刊行的巴利文獻研究成果寫成的。由奧登堡開始的佛學研究中的維也納學派，帶動了許多德國學者，或從巴利文，或從梵文，間或也有從漢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經典和歷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凈道論》、《彌蘭陀問經》等，也被譯成了德文。作為存在主義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貝爾斯（1883—1969），曾著《佛陀與龍樹》。顯然，大乘空宗思想也為德國學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對外擴張的野心，鼓勵對佛教進行研究，自19世紀開始，涌現出不少佛教學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學印歐系語言和比較語言學教授，印度學專家，先后3次去印度、錫蘭等國考察佛教，著重探討佛教的起源和本質問題，也翻譯了一些佛教文獻，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資料》認為，把巴利文經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來源，根據不足，還必須對其它文種經典作比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學教授，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他在俄國駐華大使館期間，大量搜集中國的有關資料，通曉梵、漢、蒙、藏語以及朝鮮、日本文和突厥方言。

　　他特別強調漢文和藏文文獻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為《清藏》保存的內容極其豐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另有《東方的宗教》、《佛教札記》等。此外，他還翻譯了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類的《大唐兩域記》及世友的《異部宗輪論》。蘇聯最有成就的佛教學者是蘇科學院院士謝爾巴茨基（1866—1942），曾在奧登堡指揮下參加中亞“探險隊”，發現許多梵語和藏語文獻，曲是開始對北傳佛教，特別是對陳那與法稱的研究。他稱法稱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稱的《正理一滴論》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陳那的《集量論》。對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論。稱友釋》、《辯中邊》、《明句論》等也有英譯本出版。從1897年起，他參加了奧登堡的《佛教文庫》編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還和法國的列維、英國的羅斯、比利時的普桑、日本的獲原云來等合作系統研究世親的《俱舍論》；自1928年，他主持科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論著有《佛教邏輯》、《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義》、《后期佛教學說上的認識論與論理學》等。

　　從李斯。戴維斯、奧登堡到謝爾巴茨基，他們的研究主要是學術的，而不是信仰的；是歷史的，而不是神話的。這些研究，對他們的思想，當然不無影響，但集中在哲學和人生觀方面。與此有所不同，1875年在美國成立的神智學會則是半學術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團體。神智學原指基于某種神秘見證的有關神與世界的思想，神智學會即專門從事這一思想的運動，中心在闡發佛教與婆羅門教的泛神論和轉世學說。它的創始人奧爾考特，是美國的退伍陸軍上校，任第一屆主席。另一位神智學的積極活動家，帝俄的貴婦海倫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歷東方許多地方，到過西藏受法，后入籍美國。

　　從1880年起，神智學會在歐洲展開了積極活動，1897年，德國成立了由弗朗茨。哈爾特曼創建的神智學分會。奧爾考特著有《佛教教理問答》，1881年出版，在歐美的影響頗大，曾多次再版，并譯成許多國文字。英國詩人埃德文。阿諾爾德于1879年出版《亞洲之光》，以詩的形式介紹了佛陀的一生與思想，在西方流傳甚廣，到1930年已經發行第100版。

　　這批神智學者對佛教有特殊的理解，認為佛教并不主張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態的完全的神學體系；但是人類精神深處確有不朽的靈魂，并在轉世，人們應該了解、發展這一靈魂及其轉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學的這類近乎神秘主義的說法，對于佛教在歐洲的傳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國與德國。由此也可以知道佛教在歐美之所以得到流傳的另一類文化背景和宗教心理。

一、佛教在德國

　　德國第一個佛教傳教協會成立于1903年的萊比錫，有會員8人。發起人卡爾。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為基地，在1905年發行了《佛教徒》雜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失敗停刊。到1907年，會員達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臺》，發行500份。這個協會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護動物，推動和平運動，結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國人到了緬甸與斯里蘭卡，有的還進了那里的佛寺。他們希望在歐洲建寺。并計劃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沒能實現。及至達摩波羅的大菩提會在德國成立分會，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熱情，組織出版了叫做《大菩提論說》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國巴利圣典協會在德國成立分會，也推動了佛教信仰的流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佛教活動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線，或流散四方。在斯里蘭卡的德國和尚被當作“敵國僑民”拘留起來，遣送到澳大利亞。

　　戰爭結束后，德國的佛教團體重新開展活動，先后建立了好幾個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醫生保羅。達爾克（1865—1928）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經常在報上撰文宣傳佛教教義，而后游歷了斯里蘭卡，更增強了對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國第一個習禪和實踐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節日和每月月圓之日，這里都有法事活動。達爾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義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

　　卡爾。塞登斯塔克和喬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創建了“德國佛教社團”，它給善男信女創造了一個小環境，“一切接受佛法并樂于依據佛陀為在家眾規定的道德律條生活的人”，都可以參加。1935年，這個團體易名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團”，總部設在巴伐利亞州阿默湖畔的烏亭，發行雙月刊。

　　達爾克與格林的佛教團體，對佛教無我說有不同的解釋，形成對立兩派。達爾克自稱新佛教，對于“無我”，堅持上座部的見解。格林則認為，以往人們對于佛陀言教理解錯誤，佛陀本人從未否認永恒的靈魂，“無我說”應該從迎然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任何我們可以用稱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圍之外。他認為自己發現了佛教的原初教義，稱之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義，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二次大戰以后，西德新出現了許多佛教團體。1952年，這些團體聯合起來，在斯圖亞特建立了“德國佛教社團”。不久，由于各團體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聯合，成立“德國佛教協會”（DBG）；1958年易名為“德國佛教聯合會”（DBU），總部設在漢堡。這一組織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別，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統外，還有大乘佛教組織，其中“雅利安彌勒教團德國分部”尤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達喇嘛，曾長期在斯里蘭卡為僧，后在尼泊爾喇嘛廟中學習藏傳密法。今天該教團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不來梅、威斯巴登都設有中心。此外，藏傳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漢堡也有影響，一些喇嘛學者在大學里教授與佛學有關的課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別是日本的凈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團體。它的創建人起先追隨達爾克門下，以后改投在訪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門下，因此，這個佛教組織接受京都該宗本山寺的指導與資助。

　　50年代的德國，再一次出現了東南亞國家的佛教復興運動。1952年斯里蘭卡僧人在這里成立了斯里蘭卡宣教會。1954年國際佛教活動處成立后，也向德國派遣了傳法僧。緬甸在第六次佛經結集期間，吳努曾募集100萬盧比在歐洲各地建立傳法基地，德國也在其中。盡管佛教在德國已經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計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約在5至7萬之間，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很小。西方其它國家的佛教情況大致如此。

　　但是，德國知識界從自身角度對佛教的開發，卻不容忽視。康德、黑格爾對印度哲學和宗教的認識，在細節上可謂謬誤重重，但在他們的整個哲學體系和思維模式上，與佛教哲學確乎存在某些驚人的相似點。黑格爾對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華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諱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為他批判基督教。他認為二者在人生觀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與那穌也是同樣的。

　　德國存在主義受佛教的影響，除非常熟悉龍樹、世親和陳那、法稱的雅斯爾貝斯以外，海德格爾（1898—1976）的人生哲學也摻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當然，佛教對德國以至歐美的影響，不能簡單地從個別觀點的雷同上推論。有些是表現在某個大領域內的，像禪之與無意識領域的開發，就是突出的例證。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爾及榮格等人在心理學上的重大發現，使人們注意到一個關系到藝術和理性表象及觀念源泉，關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無意識活動，同時也喚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學家、心理學家對于禪的重新認識。這其中固然有對禪的非理性主義和直覺認識感興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禪在調節心理、治療精神性疾病的作用。這在德國也有積極的反應。德國佛教協會在慕尼黑和斯圖加特所設習禪中心，就有許多求醫療病和健身的坐禪者。佛教的禪定也推動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穌會神父H.M.埃訥米。拉薩爾曾到日本多年習禪，在歐洲組織多次關于坐禪的通俗講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識到應該有一條達到基督教覺悟的冥想之路。

　　1970年，拉薩爾在東京建立了基督教的習禪中心。

　　德國學者對佛教哲學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經提到的學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師地論研究》一書，弗勞凡爾拿以研究陳那和法稱出名，是西方少數幾個佛教邏輯學專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還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維也納學者卡爾。尤金。紐曼，出版過多卷本的巴利文講道集，弘揚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蘭卡做沙彌，法號“智三界”，曾翻譯大量佛典，并用英文與德文寫傳教文章。他在斯里蘭卡一所為歐洲人辦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經典第六次結集期間，他領導一個學者小組，參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歐洲文種的翻譯工作。奎特的一個弟子自稱“近知識”，也是德國人，在斯里蘭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隱修，過著嚴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幾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論著。第一位歐洲婦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國人，她就是鋼琴家埃爾莎。巴克霍爾茲，柏林一位銀行家的女兒，法名“蓮華”，自20年代以來，一直住持斯里蘭卡的一座佛寺。

二、在英國

　　英國對佛教的研究與它在東方的殖民主義統治是分不開的，它的理論出發點則是基督教中心說。178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殖民地當局扶植對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國傳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語文法和語言》，1875年，英國駐錫蘭總督秘書正。c.奇爾德斯完成了《巴利語辭典》，由此開展了對巴利語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維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學會，出版了校訂過的巴利文原典與部分英譯、法譯、德譯等多種譯本，這個學會的會刊刊載有關佛學的研究論文。這個時期出版了相當一批有關巴利文佛教和語言的學術論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學派。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當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開始了歐洲人對梵文佛典的譯介和研究。此后，丹尼爾。萊特和法國人希爾萬。列維，也在尼泊爾搜集了另一批經典，繼續為歐洲提供研究對象。同一時期，馬克斯。繆勒通過南條文雄和高楠順次郎，轉向日本搜集佛教經典，由他刊行的《東方圣書》和《逸書集》，收有《阿彌陀經》、《般若心經》、《法華經》、《佛所行贊》、《法集名數經》等梵本或英譯本。這些梵文經典的問世，又提高了學者對大乘佛教的興趣。《梵英辭典》編撰人、梵語專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書。自1891年鮑爾斯在庫車發現了樺樹皮抄本佛經以后的幾十年，西方一些學者以探險家身份在中亞和中國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國人斯坦因劫奪最富。他們的考察報告和展示的文獻，也刺激了英國對大乘佛教的研究。

　　對于中國佛教文獻，西方學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記。1884年，S.比爾出版了《大唐西域記》的英譯本，再版時又增收入《法顯傳》和惠生的《使西域記》，1888年，又翻譯出版了《慈恩法師傳》。英國學者對這些珍貴材料進行了艱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瑪斯。沃特斯在本世紀初發表的《大唐西域記考證》。19世紀末來華的傳教士約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長期活動于京津滬地區，也考察了中國的宗教狀況，所著《中國宗教狀況》（1859年）、《中國的宗教》（1877）、《中國的佛教》、《北傳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國佛教介紹》（1885）等，向英語國家傳播中國佛教的信息，盡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場說話的。此外有關中國佛教研究的還有E.J.艾特爾的《佛教三講》（1871）和《沸教》（1871），勞維斯。霍得斯的《佛教與中國佛教》（1924），S.比爾的《佛教三藏》和《中國的佛教文獻》（1882）等。

　　英國對于印度佛教古跡，也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讀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銘，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亞洲協會學報上發表了這一成果。據此引發了亞歷山大。坎寧漢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對于阿育王與佛教關系的研究。坎寧漢在山奇、菩提伽那等佛教遺址發掘中也作了相當大的努力。此外，英國學者對阿施陀佛教石窟藝術也進行了研究。

　　自19世紀末，佛教在英國開始被引入社會生活實際，詩人阿諾爾德的《亞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所著《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動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學會在倫敦也展開了活動。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與《沉默的聲音》兩書，對英國宗教思想有相當影響；神智學會還用英語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紹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冊子。據認為，神智主義在維多利亞朝時期，使英國人對科學與宗教的信條發生了松動，因為它要求以佛教倫理為準則，把道德觀念建立在理性主義的科學基礎上，他們的活動在英國產生了反響。

　　1890年，阿蘭。貝納（？—1932）拜讀了《亞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開始研讀佛經。1898年，他漂洋過海，向斯里蘭卡求法，后又去緬甸組織赴英傳法使團，1902年，落發為僧，法名阿難陀彌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國際佛教協會，發行《佛教》刊物，1907年為歡迎緬甸來的傳法使團，在倫敦成立了大不列顛愛爾蘭佛教協會，由李斯。戴維斯擔任會長。翌年，阿難陀彌勒帶領一批佛教徒回到倫敦傳法，他們身著僧衣，嚴守過午不食、手不捉金錢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緬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園一角，佛教徒杰克遜。培恩經常講道，并籌建了英國佛教協會，即愛爾蘭佛教協會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評論》和發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阿難陀彌勒曾回到倫敦，力圖復興沉寂已久的佛教協會活動，但成果不大。1922年協會解散，《佛教評論》停刊，次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與此同時，緬甸曼德勒佛教協會及克里斯馬斯。漢弗萊等，也在倫敦傳教，并組織了“倫敦佛教徒聯盟”。1924年，倫敦神智學會又組織了佛教部會，漢弗萊任會長。1926年，這個部會的馬奇創立了《英國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續至今。

　　1925年錫蘭大菩提會達磨波羅來倫敦傳法，成立了大菩提會倫敦分會，出版《英國佛教徒》，后改稱《法輪》，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會在倫敦興建了英國的第一座寺廟。同年，斯里蘭卡向倫敦分會派遣了3位傳法比丘，其中2人到劍橋求學，取得博士學位。此后，分會一直同僧伽羅佛教保持密切聯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會與神智學的主張發生沖突，遂退出神智學會而獨立，1928年創刊《何謂佛教》。

　　在30年代，這兩個佛教團體積極展開活動。1936年，在倫敦召開了世界信仰會議，鈴木大拙、馬拉拉塞克拉和拉達克里希南等會聚一堂，介紹了東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了這兩個組織的活動，但仍有鈴木大拙用英文寫的禪論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協會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還發行鈴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國、日本、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的僧人聚會倫敦，達成了世界佛教徒協議，以倫敦佛教協會名義發表了《佛教十二原則》，以16種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采用。

　　1948年，A.蘭特夫人在倫敦建立佛教精舍協會，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蘭卡僧人住持傳法。到50年代，在曼徹斯特、伯明翰、牛津、劍橋、布萊頓、愛丁堡都有佛教團體成立。英國佛教協會本部設有一個藏書頗豐的圖書館，一座佛教寺院。本部會址經常舉行講演、布道活動。

　　由于近代大英帝國對西藏的特殊關心，一些英國學者對藏傳佛教也頗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別出版了《西藏簡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義立場描述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對西方歪曲地認識西藏歷史與文化有很大影響。斯爾內格羅夫（1920——），倫敦大學藏文教授，英國西藏研究所所長，著有《佛教的喜馬拉雅山》、《喜金剛坦特羅》、《西藏文化史》、《佛像》等。從70年代開始，藏傳佛教也在英國有所傳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那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素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禪法吸引英國以至西歐信徒。

　　據說，1970年聯合王國共有佛教徒8萬人，到1980年增至12萬人以上，藏傳佛教信徒約占一半，有12個佛教中心和45個教團組織。

三、在法國

　　法國佛學研究側重于大乘佛教，這與本世紀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的。首先開辟這一領域的是伯努夫和塞納爾特。他們部很關注佛教的梵語文獻。

　　伯努夫（1801—1852）在少年時代隨父親學梵文，25歲時與德國學者拉森合作，發表了《論巴利語或恒河以東的半島圣語》論文，33歲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梵文課。他的代表作《印度佛教史導言》（1844年），主要是依據英國人霍格森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本寫成，也利用了匈牙利人山陀爾。喬馬。德。科羅斯（1784—1842）等人對藏文佛教資料的研究成果。山陀爾。喬馬是位傳奇性人物，1818年他立誓要到亞洲腹地追尋匈牙利人的根，途經5年，于1823年到達西藏地區，在一座寺廟中學習藏語及佛學，研究丹珠爾藏經，1933年被日本東京的真言宗尊為菩薩，成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榮的第一個西方人。他在布達佩斯創立雅利安彌勒教團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

　　以往歐洲人無法接觸漢文大藏經，由于法國漢學學者的努力，使他們多少有了了解。歐洲人對大乘佛教的研究，主要依據梵文佛典，并以漢、藏文本校勘，采取所謂批判抉擇的方法，這也就是伯努夫等人創始的路子。伯努夫在巴黎組織了法亞協會，并將《妙法蓮華經》由梵文譯成法文。

　　埃米爾。塞納爾特（1847—1928）被奉為法國東方學泰斗。早年留學德國，專攻印度學，受比較語法學影響。1882年出版了《佛陀傳說論》，主要依據梵文大乘經典，大膽假設，認為有關佛陀生平的傳說無非是以太陽神話為基礎的杜撰。此書遭到歐洲學者的嚴厲批評，認為佛傳故事固然不能完全符合客觀歷史，但全盤否定也令人難以接受。塞納爾特的考證方法，明顯地反映了法國人文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傾向。他在比較語言學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屋釋讀阿育王碑銘。19世紀以來，阿育王碑銘作為印度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資料，受到歐洲學者的重視。從1837年英國人普林塞普發端，許多學者作了這方面的努力。塞納爾特的研究成果，發表于1881—1886年間，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此外，他還參校巴利文，出版了梵本《大事》。

　　塞納爾特之后，法國佛教學界人才輩出，列維（1863—1935）尤為突出。

　　他在31歲任法蘭西學院梵文教授，以后在印度去日本游學，1913年受聘為彼得堡大學教授，曾任日法會館會長。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國佛教學研究的傳統，以梵典為中心，參校漢、藏資料。1928年從日本歸國，途經尼泊爾，搜集了一批尚無漢譯本的梵、藏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親《唯識三十頌》的安慧釋。列維校勘出版了這批資料，為大乘佛教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補充了以往的局限，也引起了人們對藏文佛典的重視。此外，他還校勘了《大莊嚴經論》的梵本，并譯為法文（1907年）；又將安慧的《中邊分別論釋疏》梵本，交日人山口益校勘發表；1918年與俄國學者謝爾巴茨基合作，審校出版《俱舍論》第一卷界品，后將稱友的《俱舍論釋》委托獲原在日本刊出；他還與高捕順次郎等編纂佛教辭書《法寶義林》，已出版6卷。

　　列維的歐洲學生中成就卓然的是比利時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名的梵文學者和佛教學者，他不滿足對大乘佛教哲學的那種膚淺理解，便從梵、藏、漢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先后刊行了月稱的《中觀論釋》梵本（1903—1913）和《入中觀論》藏譯本（1912），均收入俄國出版的《佛教文庫》；在1907—1917年間，又完成了《入中觀論》的法文翻譯。1927年，謝爾巴茨基、1931年沙耶爾，后來還有山口益，前后對《中觀論釋》作了英、德、日的翻譯和訂正。這對推動中觀學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普山在《印度文庫》中還發表了調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論釋》的藏澤校訂本，1912年出版了《唯識二十論》藏譯的校訂本及法譯本。這對瑜伽唯識學和邏輯學的研究也是一種促進。他著有《世親和世友》一書，被認為是西方研究《俱舍論》方法論的范本。從1923到1931年，他以藏文本為底本，參照玄類和真諦譯本，用功8年，完成了《俱舍論》的法文翻譯；其中又依據漢、梵、巴利文等資料，詳加注釋。之后，又完成了漢譯本《成唯識論》的法譯工作；并結合梵、藏文有關資料作了注釋。普山在譯介北傳佛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此外，普山的主要佛學著作還有三部：《佛學研究及資料》（1898）、《佛教教理史論》（1909）和《佛教教理及哲學》（1930）。這三部著作反映了著者本人學術思想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顯示了歐洲佛學研究的深化過程。但普山是天主教徒，在著作中流露出對東方文化的某種輕視。他認為佛教并不是以理性為本質的宗教，他的研究是從更高的哲學立場出發。他的這一態度，受到謝爾巴茨基的駁斥，后者在《佛教的涅渠概念》（1927）一書的附錄中收入普山的《中觀論釋》部分英譯，意在用作批判對象。但謝爾巴茨基往往采取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考察佛教，在評價佛教哲學上，也難免有所偏頗。

　　此后，巴黎法蘭西學院的雷諾、戴密微、費洛賽特等，對梵、漢、藏文系統的佛教也深有研究。戴密微（1894—1979）曾任中國廈門大學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長，并主編荷蘭出版的中國學雜志《通報》；特別利用在敦煌發現的文獻，包括伯希和盜往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漢文寫本，著重研究漢藏佛教，影響當代學界不小，所著《吐蕃僧凈記》，有漢文譯本。

　　法國有佛教信仰流行，是本世紀20年代末期的事。美國出生的康斯坦。龍茲伯里小姐，在中國到巴黎傳法的太虛影響下，于1929年建立了佛教友誼會，后改名巴黎佛教會。此會與錫蘭及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支那各國佛教徒關系較深，也是巴黎瞑想修行者的中心，具有較強的上座部特點。與英國的佛教團體成員多出身于中產階級不同，它的領導人都來自上層顯貴，如素爾波納等。1939年出版《佛教思想》季刊。它在與歐洲的佛教團體聯誼的同時，還定期舉辦佛事，展覽佛教藝術等。

　　二次大戰后，法國本土的越南移民大幅度增加，其中的僧侶成立了“海外越南佛教徒聯盟”，總部設在巴黎，又在巴黎附近建造靈山佛塔，成立“靈山佛教文化聯合會”，出版《弘法》半月刊。在七十年代，一些日本僧人到法國教授禪法，在巴黎建造了法國禪寺；在接近比利時的邊境上，建立北法禪寺；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處的阿瓦隆建阿瓦隆世界禪文化交流中心，擁有弟子7、8百人。據說歐洲禪協會有交納會費的會員15000人，禪法教授中心有幾十處。藏傳佛教在法國也很活躍，主力是寧瑪派，中心稱烏金滾桑卻林寺，每年招收法國和歐洲的學員，教授藏傳密法。

　　法國今天有佛教徒約5萬人，其中一半是亞裔。

　　近年來，日本日蓮正宗創價學會在歐洲各國都有傳教宏法活動。1975年在法國南部舉行大講習會，參加者達1500人。

四、在意大利和瑞士諸國

　　意大利人對佛教的接觸，可以回溯到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記。羅馬教廷在16世紀開始，向東方大規模輸出天主教，一些傳教士帶回來更多的佛教信息。從方濟格。沙勿略（1506—1522）之受命東渡日本，利瑪竇（1552—1610）之飄洋來華傳教，陸續寫了不少關于遠東的游記或書信，記載了佛教的一些情況。自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百年間，約派出30批傳教士，其中經由印度到尼泊爾和西藏地區的意大利教士就有71人。在本世紀50年代，L.佩特克教授將這百年中的游記和書信匯集成書并詳加注解，以《新納慕希奧①——西藏和尼泊爾的傳教士》為名，陸續出版。這是研究東方學的重要史料。從19世紀開始，意大利與歐洲其它國家一樣，進入研究時代。

　　1873年C.普尼出版了《佛陀、孔子與老子》一書，后又以論文形式發表于1916年的《東方研究雜志》上，題為《佛教對中國道教古代經典的解釋》。

　　這是意大利人企圖全面了解中國三教思想的表現。1898年G.德，洛侖佐出版了《印度和古代佛教》。該書頗有影響，以后又增訂重版。1907年K.E.紐曼則出版《中阿含經中佛陀的言說教導》，不久，他又以意大利文翻譯出版了巴利文《中部》。至此，意大利對佛教開始了專門的探討。

　　早在1898年，P.E.帕沃里尼即出版了《佛教》，1908年出版了意大利語的《法句經》，1912年出版了包括《法句經》和《本事經》在內的《佛教倫理經典》，1903年A.科斯塔完成《佛陀及其教義》，1923年C.弗米奇發表了《為佛教辯護》，1926年被譯為法文和西班牙文，弗米奇的佛教論文頗多，值得注意的還有《佛教的科學精神》，1925年L.蘇阿里出版了《覺悟者——佛陀》，1928年譯為德文，1933年譯為法文，1935年他又寫成了《喬答摩佛陀》。一般說來，這個時期的意大利學者對佛教的研究，僅限于巴利文南傳佛教的范圍，作傳論事，都受當時資料的制約。

　　在本世紀開辟意大利佛學研究新領域的是著名學者G.圖齊（1894—）教授。從20到30年代初的10年中，寫過29部著作，涉足的范圍包括中觀、唯識和因明。他曾8次到中國西藏，從那里帶走大量佛教文獻。作為佛學研究者，他編纂的《佛教小經典》相當重要，包括西藏和尼泊爾發現的一些梵文經典。這套叢書先后于1956和1958年出版，附有部分藏譯和英澤。他對在西藏得到的《修行道次第。初次第》（相當于漢譯《廣釋菩提心論》）的梵文本及藏譯本，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所撰研究導言，被認為是總結8世紀后半期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論文。

　　從40年代末，圖齊將研究重點轉向藏學。1949年出版了3卷本的《西藏畫卷》，第3卷是佛教唐卡（畫卷）本身，前2卷則是他寫的導言和解說，表達了他對西藏佛教史的主要觀點。1969年發表《曼陀羅的理論與實踐》，1973年發表了《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前面提到的佩特克，是圖齊的著名弟子，羅馬大學教授，專攻西藏史與拉達克史，所著《十八世紀初期的中原與西藏》，論述清政府與達賴喇嘛的關系。圖齊的另一弟子費拉麗，譯注了《智悲者衛藏圣跡記》。

　　今天意大利的佛教學研究附屬于羅馬大學人文學部的東方學講座。圖齊曾在這里講授有關佛教學的課程。此外，米蘭、都靈、博洛尼亞等大學的梵文教授，也都開設一些有關佛教的講座。“遠東和中亞研究所”成立于1933年，1948年以來由圖齊主持，出版《羅馬與東方叢書》，包括一些佛教經典。

　　它附設的夜校，教授7門東方語言，舉辦許多有關東方的包括佛教在內的講座。教員大都來自羅馬大學。

　　總的說來，意大利佛教研究較英、法、德諸國遜色，50年代以來，藏學及對尼泊爾的研究，處于領先地位。對佛教的信仰活動也較薄弱。1960年，在國外佛教徒的幫助下，成立了意大利沸教協會，與奧地利凈土真宗佛教會有密切關系，出版機關刊物《大乘》。

　　①納慕希奧是意大利16世紀時的游記作家。

　　與意大利相鄰的瑞士也有佛教活動。80年代初，在日內瓦成立了凈土真宗會，發起人瓊。埃拉克爾，原是天主教神父，具有一定藏語和佛學知識，1973年東游日本，與凈土真宗本部西本愿寺聯系，得到支持。回國后組織教團，是為歐洲凈土真宗會的分會，現有會員約30人，每月兩次集會，舉行誦經和演講活動。另外，藏傳佛教在瑞士也有活動，主要教授禪法。

五、在美國

　　美國對佛教的研究開始較晚，而且受歐洲大陸學者的影響。1891年，哈佛大學編纂出版《東方叢書》，主持人C.R.蘭曼是梵文和印度學學者，到印度搜集過一些梵文經典，回國后整理出版。他的《梵文讀本》是攻佛教文獻學者的入門書。《東方叢書》曾以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于1950年出版了由沃侖、克拉克等教授合作譯成的上座部佛典《清凈道論》，1955年又發表了駐日大使、哈佛燕京研究院院長賴肖爾譯出的日借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耶魯大學埃杰頓教授在研究佛教文獻學方面也頗有名，他的《佛教混合梵語——語法及辭典》是歐美研究北方佛教的重要工具書。

　　今天的美國佛教研究主要是由各大學的東方學者、印度學者、漢學家、藏學家等來承擔。柏克利的加州大學設置有印度及佛教邏輯學、梵語及大乘佛學、文獻學、印度佛學等課程；洛杉磯的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系，開設中國佛學、印度學、梵文、藏文課；威斯康星大學南亞研究系及哈佛大學宗教系，也都有佛教課程。順便說明，加拿大的不列顛哥侖比亞大學宗教系、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系和多侖多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都有對佛教的研究。

　　1893年，芝加哥國際博覽會召開了一次世界宗教大會，美國的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不顧基督教傳教團的反對，邀請了其它宗教的一些領袖參加，其中也包括佛教界的代表。斯里蘭卡大菩提會的達摩波羅上座，代表上座部佛教在會上發表了兩次演說，一是《世界受惠于佛陀》，一是《佛教與基督教》。

　　一位研究哲學和比較宗教學的C.T.斯特勞斯由此皈依佛教，并在美國居民中發起佛教運動，由此創建了美國的大菩提會。就在這同一次宗教會議上，日本鐮倉圓覺寺的主持釋宗演，發表了關于禪的演說，由鈴木大拙譯為英文，給與會的美國人以很深的印象。

　　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美國較西歐各國更加顯著一些，主要與亞洲移民及其后裔帶來的信仰習俗有關。佛教明顯地進入美國社會，起自19世紀最后25年，那期間，有大批華人和日本人移居美國。美國政府在1882年嚴格控制移民中的華人數，1892年通過排華法案，1902年則下令禁止華人移民。但這些歧視和排華政策并不能杜絕美國社會對華人的需要，反而強化了華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凝聚力。20世紀初，美國已經育了佛寺，開始形成佛教社會，而且主要限于華僑范圍。其中，夏威夷成了漢語大乘佛教傳進美國的橋頭堡。

　　19世紀末，日本加強了向夏威夷的擴張，促使日本移民大幅度增加。188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開始在這里建寺傳法。當美國頒布排外法案時，夏威夷國王的宗主權起碼在形式上還存在著，華人移民依舊可以不斷涌進，佛教也隨之流入島上。當達摩波羅經由夏威夷回國時，原島上的王室后裔馬麗。E.福斯特皈依了佛教，并將她的大部分財產布施給大菩提會，一部分用來修復印度和斯里蘭卡的佛教圣跡，興逮寺院學校，一部分資助佛教在美國的傳播。

　　1899年，西本愿寺的薗田宗惠登上美國大陸，首先在舊金山建寺布教。

　　此后，佛教雖屢遭波折，最終在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點，并向東部許多大城市發展。二次大戰后，日美的特殊關系，使日本佛教進一步向美國傳播，其中最成功的是臨濟禪與曹洞禪。他們在紐約建立起第一禪院和臨濟禪堂。

　　“不立文字，不起分別”的認識方法，被認為是對理性境界的突破，追求與神秘實在直接契合的“禪熱”，影響到精神病學、心理治療，以至哲學，一時間東西海岸各大城市興起了好多習禪中心。在推動美國禪法上，鈴木大拙起了巨大作用。1948年在夏威夷舉行的東西方哲學會議上，他再次向美國公眾介紹了禪法，使禪的研究，滲透到了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個領域，出現了一批可稱作美國禪的禪門及有關著作，包括所謂頹廢禪、雜燴禪、禪外禪等。到60年代，已出版的禪著作有亞米斯的《禪與美國思想》，杜默林的《現代佛教世界》，卡普洛的《禪門三柱》，弗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禪學》、《愛的藝術》，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禪》等。此外，二次大戰后勃起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也是美國佛教中的強大勢力，其第三任會長池田大作（1928—）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東方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他寫有許多宣傳佛教的著作，在歐洲也有影響。由于他的努力，創價學會在美國已擁有十萬個家庭信徒，成為美國最大的佛教教派，總部設在加州的圣莫尼卡，出版《世界論壇》和一份日蓮正宗的英文季刊。

　　今天，東方幾個主要信仰佛教的國家和地方，幾乎都有寺院在美國。除斯里蘭卡以外，中、日、韓、越諸國的佛教也相當活躍。日本佛教的凈土真宗、真言宗、臨濟禪、曹洞禪在美國都有流傳，它們在舊金山組成美國佛教協會（BCA），勢力最大。70年代，越南僑民在洛杉磯建寺，成立越南佛教協會；同時創東方大學和國際禪學中心。在夏威夷的越南人則成立了夏威夷越南佛教會。韓國人在美國的佛教勢力也日益興旺，他們不但建寺弘法，且興辦佛教企業，在政界和學界都有相當勢力，夏威夷也是他們的一個重要基點。中華華僑佛教總會設在重威夷，建有檀華寺和啟華學校。在紐約和舊金山也設有佛教會和寺院。70年代，中國臺灣僧人與越南僧人一起，在洛杉磯創立國際佛教促進會，由臺灣星云任會長。80年代后期，星云在洛杉磯東南建成西來寺，成為西方第一流的中國寺廟。中國的成傳佛教在美國也有相當影響，薩迦、寧瑪、噶舉等派都建有寺院或習禪中心，傳法授徒。

　　現在全美的佛教團體約有40個以上，佛徒在20至30萬之間。大致說，上座部佛教集中在華盛頓、洛杉磯和加州的凱米爾，大乘佛教集中在夏威夷、舊金山、紐約和洛杉磯：藏傳佛教分布在加州和新澤西、華盛頓、馬薩諸塞、科羅拉多、佛蒙特等州。這些派別和團體，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些社會和文化功能，吸取了基督教的傳教方式和組織形式，因此，東方古老的傳統佛教中也帶上了明顯的美國化傾向。由于美國社會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結構的多元化性質，佛教還只是它的多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態的一種，遠沒有形成主流。